俊新纪事

近来看了《西方的中华帝国观》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移民”看了以后，觉得跟今天的情况很类似。
在中国的国门19世纪中被打开以后，大批的华人苦力被西方的殖民者用各种方式贩运出去。这本书里主要介绍了一些状况比较好的中国苦力，通过翻阅网络资料，你就能发现很多状况差得多的华工。
一些苦力到了美国，参与美国的西部开发，因为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奇缺。他们基本上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过去的。华工拿着当地人一半的工资，但是华工的勤勉是令人吃惊的，在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欢迎。随着华人渗透到了各个领域，用低廉的价格与当地的白人展开竞争。结果，资本从中获利了，但是当地的劳工受到了打压。据说甚至还有终于纺织厂的厂主把华工从西部带到东部麻省的纺织厂中，此举成了当时很多工厂主认为值得推广的行为，以此来威胁当地的工人接受低工资。结果，当美国当地劳动力变得相对充裕以后，找不到工作或者竞争不过华人的白人就掀起了不满的浪潮，最终，在当地人的压力下，通过了禁止华工输入的法律。
今天，流动的方向跟当时相反，是美国的资本流动到中国，直接在当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方式的政治成本更低（工人是中国工人，美国的资本不需要付出工钱以外的其他责任）。这种竞争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美国本地的工人不可能跟中国的工人相竞争，于是，他们又掀起了新的反对浪潮，宣称要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100多年前的问题今天换了一个方式又重新出现。

参考书：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 (美)M．G．马森著; 杨德山等译
时事出版社, 1999

More Than a Billion Chinese but So Few Coffins
Published: November 10, 2005 by NYTimes

柳州曾经有一条著名的长寿巷（Longevity Lane），这里以出售棺材而著称。柳州棺材的名声来自于柳忠元，据说当年他在柳州死后用当地的雪松棺材费时半年运回北方的家乡，身体依然完好如初，从此这里的棺材就蜚声于外。但是在经历了1996年的柳江洪水以后（在那场洪水中4/5的城区都被淹了），长寿巷就被改名称永青巷（Evergreen Lane），当地政府似乎想抹平这一段历史。因为在中国，棺材行业是全国商业繁荣中极少的例外，这全都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土葬的禁止。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就开始禁止土葬，因为在过去，耗费巨大的葬礼经常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甚至有一些家庭为了筹集举行葬礼的费用而把女儿卖掉。这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以及孔教尊重父母的传统有关。但是这样的做法一方面造成了浪费，同时还会导致土地的占用，而后面一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土地是公有的，如果因为土葬而永久占用了土地将会给地方带来很多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连妓女和造假都没能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而土葬却能得到政府的全力并且成功的控制的原因。

现在在柳州成立已经看到不到棺材店，你只能到柳州的郊区去寻找。因为1985年以后，政府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土葬进行了放松，所以在这里棺材还有一定的生意。在农村，绝大部分的人会愿意选择土葬，如果土葬可以被允许的话；他们认为这样子会比火葬带来更多的运气和福荫。在汉语里，“棺材”两个字正好与“官”和“财”同音，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寄托某种祝福。

与葬礼一样的还有婚礼，解放前婚礼也是大肆铺张的，而这种风俗在文革中被完全打破了。1978年以后，随着观念的改变，这种铺张又回来了，而且更甚于从前。可以想象，如果葬礼没有被严厉的禁止，从中国人传统里迸发出来的力量将可能造成多大的浪费。

Economic Ties Binding Japan to Rival China
Published: October 31, 2005 NYTimes

在记者看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之紧密甚至已经超过了美日之间，而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是中国的发展使得日本从长达十年的衰退中走了出来。

有多达15万的中国学生在日本的大学和语言学校学习，超过100万中国人在日本企业中工作；在上海，官方数字的日本人是2万，但实际上可能有10万日本人居住在这里，构成了日本以外最大的日本人社区。日本对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315亿美元。

东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以至于讨论说退出中国并对中国的关系转向越南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日本现在不是在鼓吹向印度投资么？）

但是今年4月的反日游行给了日本人很大的不安，他们担心下次会出现全国规模的类似活动。而一些日本人认为随着小泉将会在明年下台，情况可能会有好转。（为什么小泉这么特别呢？）

而对于两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多是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个大连理工的学生说“过去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一位在日本拿到学位并一直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对两国之间的问题深有感触，“尽管两国之间距离很近但是关系却很疏远，双方都没有很好的理解对方。”

日本的商界一方面倾向于支持小泉的经济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却对其敌对的对华政策感到担心，甚至更担心在小泉退休以后会有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上台。

在理解上的差距扩大到了学校之中，一些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认为，中日之间的差距甚至比中美之间的差距还大，在中国和美国，人们都会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而她在日本九年间从来没有受到过类似的邀请。

但是也有很多乐观者，他们认为未来共同繁荣的机遇将会促使两个国家走在一起，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建立这种关系的桥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日本的汽车公司对于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对手来说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晚，但是却是目前为止投资最多的。上海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10倍，现在新校区即将启用了。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上海中欧商学院的学生，她对上海的感触就是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你几乎可以干成任何事情，而在日本，你就会受到很多规则的限制。

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人学校的校长说：“你很难让你的家人相信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发展是互相倚赖的，因为你的家人只会受到媒体的影响，而媒体每天对中国都是负面的报道。”（这和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如果你把中国看作敌人，那么他将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而如果你把中国看作你的朋友，他有一天将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有异曲同工之意。）

who’s who 人名录， 如《经济学家人名录》（Who’s who in Economics）

国庆去河南北部走了一小圈，对一些城市的感想。

安阳：号称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只因为殷商曾经在这里建都长达200多年。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陈旧，居然连火车站前的那条马路都那么小气，不像一般的中国城市哦，或者说这里的市长不喜欢搞政绩工程？殷墟的旅游开发也不怎么好，感觉内容不充分（好像最精彩的部分目前还在继续发掘中，没有对外开放），就是让你到处看殉葬的人骨，ft。目前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把司母戊鼎也从北京搬回去展示了，展示司母戊鼎的地方保安非常严密，其他地方就一般了，看来去北京镀过金的文物保护规格也要高一些哦。倒是这里的小吃据说很多，道口烧鸡（有点像粤菜的盐焗鸡）、粉浆饭（一种酸酸的小米稀饭）、烩菜（大杂烩呗）等等，反正我们也来不及一一品尝，感觉在吃上面还是有点文化的。

林州：红旗渠的所在地，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红旗渠”，从卖的香烟到城市雕像。红旗渠确实相当的伟大，当年的那种抗天斗地的激情至今仍然在造福这个城市，但现在这种城市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种固执。印象深刻的是，在红旗渠上买票坐快艇（真厉害，人工天河上还可以坐快艇呢），那个卖票的死活都要我们凑够四个人才能买票（注意：不是凑够四个人才能上船），任我们死磨硬泡也不让我们买票，再次ft，而票价对我们来说低得偷笑：五元/人。林州话是我们经过的这几个地方中最难听懂的。

辉县：郭亮洞的所在，郭亮洞是太行山人民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郭亮这条小山村里的12个农民用了4年时间在绝壁上用炸药和人工开凿了一条长达1200米的可以通汽车的隧道，令人叹为观止，也许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力量，那种五千年积累下来的生存的力量和意志。太行山里的风光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山青水秀之中也不乏雄伟。辉县县城值得一说是那个汽车站，汽车站10多年前就建好了，建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也有一环路和二环路），周围居然连个饭馆都没有，究其原因就是这个车站是在太偏僻了，县城里的人都不来这里坐车，这里也就只能发挥个停车场的作用了。不知道是哪任领导留下来的丰功伟绩了。这里的人很可爱，在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凭着自己的干劲干出了奇迹；这里的人也很无奈，不喜欢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超前发展，过于相信自己的宏图，结果把一个城市摊成大饼以后却无法收拾。

新乡：只是在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感觉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比较有趣的是这里没有KFC和麦当劳，倒是Dicos开得挺繁荣。

郑州：不愧是省城，那条长长的入城大道两旁的绿化带很宽也很漂亮。河南人民其实还是挺热情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那里的口碑变得那么差了。起码，让我来看，郑州就比武汉可爱得多。人很多，火车站的黄牛也很多，晚上的立交桥下灯火通明，也许是全郑州晚上最亮的地方，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立交桥下多发的罪案吧。

在河南北部坐长途车的路上，看见了不少关于严禁焚烧秸秆的标语，甚至有一些标语写道“焚烧秸秆，罪大恶极”、“严禁焚烧秸秆，违者坐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以为然，觉得当地是不是在搞什么秸秆综合利用先进基地之类的评比，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真的是个挺严重的问题。而且按照网上的资料，当地政府还会对焚烧秸秆控制不力的下级政府进行行政罚款，看来当地政府对于严禁焚烧秸秆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白天，你是很难发现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秸秆的，但到了傍晚形势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经过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时，公路两旁简直就是狼烟处处，要是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拍到了，不知道会不会以为中国在举行什么军事演习呢。
焚烧秸秆的主要影响是影响道路安全，导致公路上的能见度很低，车祸增多；此外还会给城市空气带来很大的污染。据相关资料报道，河南省每年因燃烧秸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之多。
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要严禁焚烧秸秆的原因。此外，按照网上的资料，如果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的话，其经济效益可以提高四五倍。我就让我感到疑惑了，如果综合利用秸秆能取得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还会屡禁不止呢？
按照网上的宣传资料，秸秆通过青贮可以发展养殖业，通过粉碎还田对肥力的促进作用比单纯焚烧要好，还能避免土壤水分的损失，此外还可以作为沼气池的原料。据说秸秆还可以作为造纸等的工业原料（当然纸的质量就很一般了）。但是目前利用秸秆技术还不成熟，将秸秆加工成优质饲料和工业原料的成本过高，效益不明显，短期内难以推广；秸秆作为饲料的缺点是消化率低，只有40%左右；秸秆气化热能低，而且技术上的焦油问题也一直没能解决，加上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秸秆还田机械和还田腐烂速度等问题也有待解决，也就是说实际中秸秆的利用价值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好。而且因为秸秆数量巨大，处理、运输成本很高，对于劳动力缺乏的一些农村来说，如果来不及处理还会阻碍播种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缺乏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的动力了，于是秸秆焚烧也就成了屡禁不止的事情了。

可见，禁止焚烧秸秆在目前阶段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城市的空气质量，维护交通安全，从这其中得到好处的是城市人，而大力宣传综合利用秸秆能得到好处的也是城市人，但目前进行综合利用的技术仍然不够成熟，于是农民却被认为是对秸秆的综合利用价值缺乏认识。实际上，这些得到好处的城市人应该向农民转移部分收益，比如向农民提供补贴，或者建立一些综合利用秸秆的工业，尽管这些工业的经济效益不一定很好，但通过收购和利用农民手中的秸秆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而这些事情都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目前所无法做到的。
真正要杜绝焚烧秸秆这种现象，只能通过一个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实现，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政府命令来实现的。单纯的通过政府命令，就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大部分农民怀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在某个晚上集体焚烧秸秆，出现那种壮观的狼烟处处的景象。
而作为中国的科学界，你们马上就有一个社会和经济效益都非常高的课题了，那就是寻求充分利用秸秆资源的最佳方案，让秸秆变废为宝。 尽管中国很早（七五期间）就开始呐喊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解决好技术实用化的问题，中国的科技界也要加油啊。

这是在分析消费者选择理论时非常重要也非常容易造成困惑的两个概念。WARP就是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相对应的，SARP就是Strong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
WARP的表述是 if A>(D) B（A被直接显示为比B好，A is revealed preferred to B directly），then there doesn’t exist B>(D) A.
也就是说任意两个bundle之间都可以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的关系是单向的。这个公理的问题是一组bundle（比如A>(D) B，B>(D) C，C>(D)A可能会造成闭环）如果用平面来形容的话，就是平面上任意两个点之间都有方向确定的矢量关系，但是三个以上的点之间却可能形成矢量闭环，从而无法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方向。
SARP的表述是 if A>(I) B（A被间接显示为比B好,A is revealed preferred to B indirectly），then there doesn’t exist B>(I) A.
也就是说不但任意两个bundle之间的比较关系是单向的，任意一组bundle之间的比较关系也是单向的，如果用平面矢量来表述，这就是说任意一组bundle之间不会形成WARP下所可能形成的矢量闭环。

总结：
WARP就是说平面上任意两点之间存在一个单向的比较关系（矢量），但是三个以上的这些矢量之间可能会形成闭环；SARP就是说平面上任意一组点内部存在一个单向的比较关系，所以在SARP下这些矢量不会形成一个闭环。
Rational的Preference本身就是一个一维的序关系（order），所以不允许闭环的出现（就像比较两个点的海拔高度时有确定的关系一样），所以choices要满足rational的标准，也必然要求choices之间不存在闭环关系。
WARP加上如下条件就可以跟SARP等价：任意三个点内部存在一个单向的比较关系。

下午突然跟同学讨论起各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并且对日本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感兴趣，于是就开始找日本基尼系数的数字。发现用不同的搜索引擎找到的结果真的差异很大。

用google搜索“日本 基尼系数”得到的比较相关的第一篇结果是下面这个：
http://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578
说大约是0.32左右，当然，有可能是信口雌黄的。（我是不吝对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以鄙视的，尽管后面的结果证明也许他们的数字是对的。）估计其他的类似结果都是在这个人的结果上转引来转引去的。大约嘛，上下十个百分点都算，总是好说的。

在相当后的网页上才会出现：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而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5，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
http://www.businesswatch.com.cn/ArticleShow.asp?ArticleID=965

如果只是论中文的话，用baidu搜索“日本 基尼系数”得到的结果就接近的多，第一个出来就是这个结果。
而日本的基尼系数是0.285,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
http://jgichina.vip.sohu.net:8000/Members/administrator/Uschools.com_Discussion_Forums/Member%20Discussion%20Forums/thought/801661017873/
不知道是通过什么算法把这个东西排到第一位的呢。
但是用baidu最大的不足，接下去的所有网页都是引用了同一句话，资料的来源性太差了，遇到这种比较生僻的数据就麻烦了。
一直翻到第5页仍然只有一个数字，sigh~~~~~~

用google搜索“Gini Index of Japan”可以相当准确的找到数字，但可惜数字比较旧，

这是第一个：
http://www.indexmundi.com/japan/distribution_of_family_income_gini_index.html
估计是广告商。

这个地方比较全：
http://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fields/2172.html
有各国的Gini系数。

还找到了这样的地方：
http://answers.google.com/answers/threadview?id=546541
有人跟我有同样的问题。

用google搜索英文确实是很全面的，但是对中文和日文的搜索就比较差劲了。而且即使一些英文网页，如日本统计局的网页，因为上面的表格采用的是图片形式，用google也是搜不到的。

http://www2.ttcn.ne.jp/~honkawa/4660.html
在这个网页上发现了日本学者转引的官方统计数字：
1984年，0.252
1989年，0.26
1994年，0.265
1999年，0.273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上升，从0.249上升到了1999年的0.273

日本Gini Index在2000年的数字是0.285。
来源：http://lmaster.blog7.fc2.com/blog-entry-86.html
这篇文章是翻译自赵晓的文章的，所以数字跟中文结果一致。奇怪了，看来日本人确实不怎么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是通过跟中国对比才发现原来自己的情况是这么好的。

1981年按照“当初所得”计算的Gini Index是0.35，按照“再配分所得”计算的Gini Index是0.31，而199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上升到0.47和0.38。
来源：http://www.jcp.or.jp/akahata/aik2/2003-09-13/2003-0913-faq.html
可是日本共产党的网页哦。

其实刚才都是在舍近求远，应该在如下这个官方网站找到具体数字
http://www.stat.go.jp/english/data/zensho/1999/3.htm
按照yearly income计算的Gini’s Coefficient如下：
1979 0.271
1984 0.280
1989 0.293
1994 0.297
1999 0.301
因为是每五年做一次家庭收入普查，所以数据每五年才有一个。而且还分析说，这个上升主要是受到了家庭结构变化的影响，因为年龄老化，年纪大的家庭比例上升，而这些家庭的收入差距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大的，如果扣除了这个影响，则实际上基尼系数是下降的。
数据实在是太多了，所以眼花缭乱。

用google中文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些很好的地方，如下面这个
http://www129.tpg.gov.tw/mbas/doc4/91/book/Year07.doc
上面1999年的数字也是0.301，应该也是引用自日本统计局的数字。当然了，这个结果是通过google来找到的，我可上不去tw的网站，按照这个趋势，最新数字达到了0.32也不是不可能的。

总结：用google和baidu中文出来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这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口径。但显然我们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的时候是顾不了去找数据的来源的，所以互相转引，就成了两派数字。有趣。

9月29日的“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上有一篇署名Frank Hsieh的文章，文章题目是：Guiding China Towards Democracy。这位Frank Hsieh就是台湾的行政院长“谢长廷”，一个“总理”级别的人居然在商业报纸上发文，可见台湾领导人对于媒体的重视。当然，这也许也说明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少，不能到什么正式的政治场合去演说，只能在商业报刊上展示一下了。
文章主要是借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出来说要争取和平，然后当然是谴责大陆了，说超过700枚导弹瞄准着台湾之类的。接着把台湾和大陆并列为世界上两个中国人社会，而台湾是其中首先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所以说台湾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大陆走向民主。然后说因为只要实现了内部民主，才能防止大陆走向扩张主义。最后还说，台湾应该致力于参加世界各个民主社会对于中国走向民主进程进行监督（supervising）和引导（guiding）的活动中。最后是说，两岸应该谋求双赢和并存。
btw，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之间五战争”这样还没有结论的东西还是经常被人引用的，这个东西值得探讨一下。

谢长廷,1946年5月18日生于台北市,为民进党创党党员之一。学历: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日本东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结业。曾任：民进党中常委、台北市“议员”、台当局“立法委员”、民进党中评委主委、民进党党主席、高雄市市长等职。现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从他的经历看，日本情结应该不少，这篇英文文章肯定是别人代笔的。

最近看了房龙的《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房龙（von Loom）在荷兰出生，后来到美国求学并工作，著述颇丰。
从他的书里，你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旧时代辉煌国度的人到了新世纪的大国后，对于祖国过去辉煌的种种追思。荷兰曾经的辉煌建立在商业的繁荣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人民一种天生的商业触觉，四通八达的运河早就了内部交通网络的完善，也培养了这种触觉。在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里也许是全世界交通最方便的地区，运河上当时甚至拥有了定时的班船，这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物流和人流在支撑的话，这种交通系统是不可能建立的。
但是，商业国是不足以统治世界的，尤其荷兰还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它只能重蹈威尼斯的覆辙。
荷兰在当时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制度，那就是共和国制度。从房龙的书里看得出来，他认为这种初等的共和制度是导致荷兰最后没落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和一个小国，繁荣和安全都系于与周围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共和制度却导致荷兰难以作出抉择。当英法之间发生战争，荷兰面临着选择，这时候所有的外交问题都被联合省议会推给各个省议会，然后省议会又推给城市议会，最后，当他们达成共识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样，荷兰就得罪了所有交战的大国。
另外，联合省制度还造成了公共品供应的缺失，比如像国防这样的公共品，尽管按照制度要求应该是每个省都来分摊费用的，但到了最后只有一两个最大的省还拥有一点自己的舰队，但是这些没有联合起来的海军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国家的军队抗衡，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商队。就是这种现在常见的“扯皮”现象导致国家职能的缺失。
总之，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中央的不够强大（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国家的职能和反应都无法高效运转。
联合省衰落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食利阶层的形成，联合省的居民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凭借着阿姆斯特丹在当时的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让新一辈的联合省人缺乏了上进心。而且资金全都贷给了英国和法国，反而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当时，作为一个小国，只有100多万人口，根本不可能在全世界跟当时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英国全面抗衡的，这也是荷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Penn World Data (PWD) 采用PPP方法的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全部免费，更多用于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探究。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World Bank的一个数据库，比较全，但只有最近5年的数据是免费的。
http://www.nationmaster.com/我认为是找横截面数据最方便的网站，历史数据如何还没检验过。
http://www.econstats.com/中的world bank数据库（global econdata）比较全，比world
bank主页的还好，就是字比较小。

另外的方法当然就是到各个国家的统计局网站上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