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昨天看了一些巴西人对于中国进入的忧虑，今天搜索了一些Prebisch（有译成普雷玛什也有译成佩必思的）的一些文章，这位阿根廷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心-依附”论的开创者，曾经长期在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UNCTAD)任职。看来拉美人对于外来资本的恐惧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人在近20年里一直拥抱外国资本，这种趋势直到这几年才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冒出来。
记得看过一本《拉丁美洲在流血》的书，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香蕉园，被美国香蕉公司严重剥削。也看过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的《百年孤独》，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防止拉美化是当前讨论的很热的话题，只是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学者们有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理论。目前的这个理论看样子是主要从国际贸易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文章。
这方面理论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
Singer, Prebisch, Lewis, Mandelbaum, Rosenstein-Rodan and Nurkse有人把Mydal也算上
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 ）

Brazil Weighs Costs and Benefits of Alliance With China
Published: November 20, 2005 by NYTimes

在巴西北部的兴谷河（Xingu River）流域，仍然居住着一些印第安部落，而现在，一个建成以后发电量将居世界第二的水电厂正准备兴建。当地的居民对此很不满，认为这将破坏他们长久以来的生活资源，而且可能会从其他地方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寻找工作的人。
这个项目跟中国联系在一起。一些中国公司正与巴西本地的公司合作开发亚马逊流域，他们希望能从这里获取各种矿产资源。当然，这个项目的兴建实际上始于1970年代，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兴建能够缓解南方工业地区的能源需求，而且这种能源是便宜和可再生的，对于开发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此外这个工程还将有助于控制河水的流量。但是由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和当地人的反对，项目没能通过国会和法院，直到几年前上届政府下台的时候法院才认同了这个项目的好处。
这届上台的政府是左翼政府，他们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开发落后地区，给类似谷兴河这样地区的人民带去电力和发展。尽管这个水电项目能给当地带来这么多好处，但有人质疑这些项目实际上是为了那些可能在这里兴建的耗电巨大的冶金和采矿项目，而这些项目都跟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他们还害怕这些投资会带来污染。他们认为从这些项目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而非巴西。
作者还强调了巴西新任总统在推进与中国的更广泛合作关系与这些项目紧密相关，这个政策在巴西的商业首都圣保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们担心国家的商业利益会受到损害。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实际上我觉得巴西当地人的这种担心实在很没必要，中国的需求使得这里遇到了这么好的发展机遇，巴西的“亚马逊开发”赶上了一个外来的促进因素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竞争，原材料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火爆局面，巴西的那几大公司从中绝对是赚得盘满钵满。但是中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的眼中确实还需要改善，如果自己的国家都搞得污染严重，谁能相信你能给当地带去好技术和好环境呢？）

以前在上经济史的时候还听说过牙买加的华人，这些当年华工的后代尽管在经过与当地人通婚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华人的生理特征，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依然讲着中国的方言并以此为荣。这样的民族认同感真的可以跟埃塞俄比亚的那些黑犹太人相提并论了。
在今天的几个南美小国，苏里南和圭亚那有着为数不少的华人后裔。据说现在这些地方的华人中仍然通用粤语。他们是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英国和荷兰政府组织出去的，这些殖民政府因为没有招募到足够的欧洲人来开垦这些土地，而黑人资源也枯竭了（当然也跟他们认为黑人无法成为他们眼中合格的公民有关），于是可能多少怀有一些真诚的想法（当时的欧洲社会已经开始变得富足，一些人道主义的同情者也开始对政策起到影响），他们从中国和印度等地招募了一批人前去开垦，希望能在这里培养出新的中产阶级，把这些地方变成新的乐土（显然这些地方的热带气候是欧洲人所不喜欢的，所以要找其他民族去替他们开垦）。由于是这样的原因，这批华工的待遇是最好的，按照《西方的中华帝国观》这本书的说法，他们还得到了殖民政府的很大优待。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后来还是没能成为另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华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印度人似乎竞争能力更强，价格更便宜，结果后来就没有再大规模引进华人，而是引进了更多的印度人。到了今天，这两个国家中的印度人似乎占了更大的上风。
从这个案例来看，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参考书：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 (美)M．G．马森著; 杨德山等译
时事出版社, 1999

近来看了《西方的中华帝国观》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个章节“移民”看了以后，觉得跟今天的情况很类似。
在中国的国门19世纪中被打开以后，大批的华人苦力被西方的殖民者用各种方式贩运出去。这本书里主要介绍了一些状况比较好的中国苦力，通过翻阅网络资料，你就能发现很多状况差得多的华工。
一些苦力到了美国，参与美国的西部开发，因为当时美国的劳动力奇缺。他们基本上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过去的。华工拿着当地人一半的工资，但是华工的勤勉是令人吃惊的，在开始的时候也受到了欢迎。随着华人渗透到了各个领域，用低廉的价格与当地的白人展开竞争。结果，资本从中获利了，但是当地的劳工受到了打压。据说甚至还有终于纺织厂的厂主把华工从西部带到东部麻省的纺织厂中，此举成了当时很多工厂主认为值得推广的行为，以此来威胁当地的工人接受低工资。结果，当美国当地劳动力变得相对充裕以后，找不到工作或者竞争不过华人的白人就掀起了不满的浪潮，最终，在当地人的压力下，通过了禁止华工输入的法律。
今天，流动的方向跟当时相反，是美国的资本流动到中国，直接在当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这种方式的政治成本更低（工人是中国工人，美国的资本不需要付出工钱以外的其他责任）。这种竞争的结果还是一样的，美国本地的工人不可能跟中国的工人相竞争，于是，他们又掀起了新的反对浪潮，宣称要对中国商品进行限制。
历史总是如此的相似，100多年前的问题今天换了一个方式又重新出现。

参考书：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 (美)M．G．马森著; 杨德山等译
时事出版社, 1999

More Than a Billion Chinese but So Few Coffins
Published: November 10, 2005 by NYTimes

柳州曾经有一条著名的长寿巷（Longevity Lane），这里以出售棺材而著称。柳州棺材的名声来自于柳忠元，据说当年他在柳州死后用当地的雪松棺材费时半年运回北方的家乡，身体依然完好如初，从此这里的棺材就蜚声于外。但是在经历了1996年的柳江洪水以后（在那场洪水中4/5的城区都被淹了），长寿巷就被改名称永青巷（Evergreen Lane），当地政府似乎想抹平这一段历史。因为在中国，棺材行业是全国商业繁荣中极少的例外，这全都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于土葬的禁止。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就开始禁止土葬，因为在过去，耗费巨大的葬礼经常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甚至有一些家庭为了筹集举行葬礼的费用而把女儿卖掉。这与中国人的祖先崇拜，以及孔教尊重父母的传统有关。但是这样的做法一方面造成了浪费，同时还会导致土地的占用，而后面一条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在中国土地是公有的，如果因为土葬而永久占用了土地将会给地方带来很多麻烦。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连妓女和造假都没能得到政府的有力控制，而土葬却能得到政府的全力并且成功的控制的原因。

现在在柳州成立已经看到不到棺材店，你只能到柳州的郊区去寻找。因为1985年以后，政府对一些边远地区的土葬进行了放松，所以在这里棺材还有一定的生意。在农村，绝大部分的人会愿意选择土葬，如果土葬可以被允许的话；他们认为这样子会比火葬带来更多的运气和福荫。在汉语里，“棺材”两个字正好与“官”和“财”同音，所以他们也认为这个东西可以寄托某种祝福。

与葬礼一样的还有婚礼，解放前婚礼也是大肆铺张的，而这种风俗在文革中被完全打破了。1978年以后，随着观念的改变，这种铺张又回来了，而且更甚于从前。可以想象，如果葬礼没有被严厉的禁止，从中国人传统里迸发出来的力量将可能造成多大的浪费。

Economic Ties Binding Japan to Rival China
Published: October 31, 2005 NYTimes

在记者看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关系之紧密甚至已经超过了美日之间，而美日之间的经济关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正是中国的发展使得日本从长达十年的衰退中走了出来。

有多达15万的中国学生在日本的大学和语言学校学习，超过100万中国人在日本企业中工作；在上海，官方数字的日本人是2万，但实际上可能有10万日本人居住在这里，构成了日本以外最大的日本人社区。日本对中国的总投资达到了315亿美元。

东京三菱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认为中日之间的关系已经如此紧密，以至于讨论说退出中国并对中国的关系转向越南这样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日本现在不是在鼓吹向印度投资么？）

但是今年4月的反日游行给了日本人很大的不安，他们担心下次会出现全国规模的类似活动。而一些日本人认为随着小泉将会在明年下台，情况可能会有好转。（为什么小泉这么特别呢？）

而对于两国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更多是持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个大连理工的学生说“过去的历史毕竟已经过去了”。一位在日本拿到学位并一直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对两国之间的问题深有感触，“尽管两国之间距离很近但是关系却很疏远，双方都没有很好的理解对方。”

日本的商界一方面倾向于支持小泉的经济改革措施，另一方面却对其敌对的对华政策感到担心，甚至更担心在小泉退休以后会有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上台。

在理解上的差距扩大到了学校之中，一些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认为，中日之间的差距甚至比中美之间的差距还大，在中国和美国，人们都会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而她在日本九年间从来没有受到过类似的邀请。

但是也有很多乐观者，他们认为未来共同繁荣的机遇将会促使两个国家走在一起，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成为建立这种关系的桥梁。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尽管日本的汽车公司对于他们的欧洲和日本对手来说进入中国市场比较晚，但是却是目前为止投资最多的。上海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在过去十年里增加了10倍，现在新校区即将启用了。还有一位来自日本的上海中欧商学院的学生，她对上海的感触就是在这里，只要你有钱，你几乎可以干成任何事情，而在日本，你就会受到很多规则的限制。

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人学校的校长说：“你很难让你的家人相信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发展是互相倚赖的，因为你的家人只会受到媒体的影响，而媒体每天对中国都是负面的报道。”（这和以前的一篇文章里说的：“如果你把中国看作敌人，那么他将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而如果你把中国看作你的朋友，他有一天将会成为你真正的朋友。”有异曲同工之意。）

who’s who 人名录， 如《经济学家人名录》（Who’s who in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