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这是一篇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报道。
在印度的孟买，有一半的人居住在贫民窟里。为了对机场进行扩建，需要对机场附近的贫民窟进行拆迁。但是这遭到了这里居民的反对。因为现在的贫民窟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甚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舒适的社区，这里的居民对于政府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却都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愿意搬离这一块他们非法占据的藏身之所。而且，他们是这个城市最大的选民群体（富人不会去关心政治，所以贫民窟的民众就是当地政府最大的票仓），政府不愿意得罪他们，甚至在政治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很多公共设施得到了改善。这就使得在这里一切的事情都进展缓慢，这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远远的落后了。应该说这里有点预算软约束的意思，在一开始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让这些社区消失，结果这些社区就像一个不良项目一样吸引着政治家不断投入资源，以致到最后形成了足够大的沉没成本，此时再对这个项目进行改变已经很困难了。（我想，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够直接找一个地方建新机场呢？）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遇到发展机遇时的困惑，因为民主制度更多地适合于一个稳态的社会，他适合于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面临机遇的时候，民主的反应就要滞后得多，所以到底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选择，如何寻找一个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泰戈尔来说，从西方文明中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为了能剥夺另一个群体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经过现代装潢后的民族主义和古代西亚的那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而存在的，而且近代的民族主义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他认为这种肮脏的东西不应该被东方民族所接受，东方民族应该在自己的民族理念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文明。
但同时，东方民族如日本，只有在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那种天真幻想而变得像西方一样令人恐惧的时候，才被西方人平等看待，就像早年的人类之所以崇拜神灵只是因为他们害怕神灵一般。这让我想到了宫崎骏的那部《幽灵公主》，在这部片子里，战争和掠夺使人迷失，这种题材也广泛体现在宫崎骏的其他电影中。但是泰戈尔对于当年的日本也有非常美好的想象，似乎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道义的天堂国度，尽管日本人在向外扩张中也展示了他们的残忍和恐怖。
泰戈尔还认为，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互不信任和互相地方是造成西方式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方民族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他们是扩张的，同时他们还历经外来的掠夺，所以他们是互不信任的。（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了，这样的经历在东方的中国就没有经历过么？）
关于印度，他认为种族问题是第一位的，而如何建立印度的民族认同是首要的问题。欧洲有一种统一性（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出现欧盟的原因），但是却变成了多元国家；印度的民族具有多元性，却由于一种原因（我认为是这个地区的民族对于外来扩张的抵抗太弱，以至于其他民族可以在次大陆上轻易推进疆域而不会遇到障碍）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这两种政治形态的发展是很有趣的。而相比之下，中国更像是民族的统一体和政治的统一体的结合，美国则是在一种新的文明下把不同的民族整合于一个统一政治体之内（泰戈尔还提到了瑞士，一个把不同民族结合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国家）。中国、印度、西欧和美国这四种政治形态的发展会最终带来怎么的结果确实很值得思索。
“印度知识阶层……正把我们（印度）的社会结果的固定不变作为完善的标志——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肢体对疼痛的正常感觉已经麻木，他们却误以为这个结构不需要帮助。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全部精力只需要在政治领域里拥有活动范围。”泰戈尔认为在解决印度的社会结构问题之前，谈论印度的民族问题都是奢谈。
读完此书，对比一下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或者印度也有鲁迅一类的人物，中国也有泰戈尔一样的人道主义作家，只是因为两国政权的宣传选择性不同导致了我们的错觉），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是如此不同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是以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现代点的说法就是有点yy的精神）作为理想的，所以在强权的夹缝之中他们就失去了很多血性，但也许也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和运动，也就是社会更加容易“和谐”了。
附：泰戈尔的一些成就
他所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他凭抒情诗《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是泰戈尔1916年访问日、美两国时的讲演稿。（所以对日本和美国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昨天看了一些巴西人对于中国进入的忧虑，今天搜索了一些Prebisch（有译成普雷玛什也有译成佩必思的）的一些文章，这位阿根廷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心-依附”论的开创者，曾经长期在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UNCTAD)任职。看来拉美人对于外来资本的恐惧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人在近20年里一直拥抱外国资本，这种趋势直到这几年才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冒出来。
记得看过一本《拉丁美洲在流血》的书，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香蕉园，被美国香蕉公司严重剥削。也看过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的《百年孤独》，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防止拉美化是当前讨论的很热的话题，只是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学者们有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理论。目前的这个理论看样子是主要从国际贸易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文章。
这方面理论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
Singer, Prebisch, Lewis, Mandelbaum, Rosenstein-Rodan and Nurkse有人把Mydal也算上
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 ）

国庆去河南北部走了一小圈，对一些城市的感想。

安阳：号称中国六大古都之一，只因为殷商曾经在这里建都长达200多年。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是比较陈旧，居然连火车站前的那条马路都那么小气，不像一般的中国城市哦，或者说这里的市长不喜欢搞政绩工程？殷墟的旅游开发也不怎么好，感觉内容不充分（好像最精彩的部分目前还在继续发掘中，没有对外开放），就是让你到处看殉葬的人骨，ft。目前正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把司母戊鼎也从北京搬回去展示了，展示司母戊鼎的地方保安非常严密，其他地方就一般了，看来去北京镀过金的文物保护规格也要高一些哦。倒是这里的小吃据说很多，道口烧鸡（有点像粤菜的盐焗鸡）、粉浆饭（一种酸酸的小米稀饭）、烩菜（大杂烩呗）等等，反正我们也来不及一一品尝，感觉在吃上面还是有点文化的。

林州：红旗渠的所在地，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红旗渠”，从卖的香烟到城市雕像。红旗渠确实相当的伟大，当年的那种抗天斗地的激情至今仍然在造福这个城市，但现在这种城市给人的感觉更多是一种固执。印象深刻的是，在红旗渠上买票坐快艇（真厉害，人工天河上还可以坐快艇呢），那个卖票的死活都要我们凑够四个人才能买票（注意：不是凑够四个人才能上船），任我们死磨硬泡也不让我们买票，再次ft，而票价对我们来说低得偷笑：五元/人。林州话是我们经过的这几个地方中最难听懂的。

辉县：郭亮洞的所在，郭亮洞是太行山人民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郭亮这条小山村里的12个农民用了4年时间在绝壁上用炸药和人工开凿了一条长达1200米的可以通汽车的隧道，令人叹为观止，也许这就是中国农民的力量，那种五千年积累下来的生存的力量和意志。太行山里的风光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山青水秀之中也不乏雄伟。辉县县城值得一说是那个汽车站，汽车站10多年前就建好了，建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居然也有一环路和二环路），周围居然连个饭馆都没有，究其原因就是这个车站是在太偏僻了，县城里的人都不来这里坐车，这里也就只能发挥个停车场的作用了。不知道是哪任领导留下来的丰功伟绩了。这里的人很可爱，在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凭着自己的干劲干出了奇迹；这里的人也很无奈，不喜欢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超前发展，过于相信自己的宏图，结果把一个城市摊成大饼以后却无法收拾。

新乡：只是在这里停留了几个小时，感觉是一个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比较有趣的是这里没有KFC和麦当劳，倒是Dicos开得挺繁荣。

郑州：不愧是省城，那条长长的入城大道两旁的绿化带很宽也很漂亮。河南人民其实还是挺热情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北京和全国人民那里的口碑变得那么差了。起码，让我来看，郑州就比武汉可爱得多。人很多，火车站的黄牛也很多，晚上的立交桥下灯火通明，也许是全郑州晚上最亮的地方，也许这样做是为了防止立交桥下多发的罪案吧。

在河南北部坐长途车的路上，看见了不少关于严禁焚烧秸秆的标语，甚至有一些标语写道“焚烧秸秆，罪大恶极”、“严禁焚烧秸秆，违者坐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以为然，觉得当地是不是在搞什么秸秆综合利用先进基地之类的评比，后来才发现原来这真的是个挺严重的问题。而且按照网上的资料，当地政府还会对焚烧秸秆控制不力的下级政府进行行政罚款，看来当地政府对于严禁焚烧秸秆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
白天，你是很难发现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焚烧秸秆的，但到了傍晚形势就不一样了，在我们经过一个比较偏僻的小镇时，公路两旁简直就是狼烟处处，要是被美国的间谍卫星拍到了，不知道会不会以为中国在举行什么军事演习呢。
焚烧秸秆的主要影响是影响道路安全，导致公路上的能见度很低，车祸增多；此外还会给城市空气带来很大的污染。据相关资料报道，河南省每年因燃烧秸秆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0亿元之多。
这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要严禁焚烧秸秆的原因。此外，按照网上的资料，如果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的话，其经济效益可以提高四五倍。我就让我感到疑惑了，如果综合利用秸秆能取得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还会屡禁不止呢？
按照网上的宣传资料，秸秆通过青贮可以发展养殖业，通过粉碎还田对肥力的促进作用比单纯焚烧要好，还能避免土壤水分的损失，此外还可以作为沼气池的原料。据说秸秆还可以作为造纸等的工业原料（当然纸的质量就很一般了）。但是目前利用秸秆技术还不成熟，将秸秆加工成优质饲料和工业原料的成本过高，效益不明显，短期内难以推广；秸秆作为饲料的缺点是消化率低，只有40%左右；秸秆气化热能低，而且技术上的焦油问题也一直没能解决，加上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且秸秆还田机械和还田腐烂速度等问题也有待解决，也就是说实际中秸秆的利用价值并不像传说的那么好。而且因为秸秆数量巨大，处理、运输成本很高，对于劳动力缺乏的一些农村来说，如果来不及处理还会阻碍播种的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就缺乏对秸秆进行综合利用的动力了，于是秸秆焚烧也就成了屡禁不止的事情了。

可见，禁止焚烧秸秆在目前阶段主要还是为了保证城市的空气质量，维护交通安全，从这其中得到好处的是城市人，而大力宣传综合利用秸秆能得到好处的也是城市人，但目前进行综合利用的技术仍然不够成熟，于是农民却被认为是对秸秆的综合利用价值缺乏认识。实际上，这些得到好处的城市人应该向农民转移部分收益，比如向农民提供补贴，或者建立一些综合利用秸秆的工业，尽管这些工业的经济效益不一定很好，但通过收购和利用农民手中的秸秆却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而这些事情都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目前所无法做到的。
真正要杜绝焚烧秸秆这种现象，只能通过一个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实现，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政府命令来实现的。单纯的通过政府命令，就会出现我们所看到的情景，大部分农民怀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在某个晚上集体焚烧秸秆，出现那种壮观的狼烟处处的景象。
而作为中国的科学界，你们马上就有一个社会和经济效益都非常高的课题了，那就是寻求充分利用秸秆资源的最佳方案，让秸秆变废为宝。 尽管中国很早（七五期间）就开始呐喊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解决好技术实用化的问题，中国的科技界也要加油啊。

9月29日的“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上有一篇署名Frank Hsieh的文章，文章题目是：Guiding China Towards Democracy。这位Frank Hsieh就是台湾的行政院长“谢长廷”，一个“总理”级别的人居然在商业报纸上发文，可见台湾领导人对于媒体的重视。当然，这也许也说明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少，不能到什么正式的政治场合去演说，只能在商业报刊上展示一下了。
文章主要是借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出来说要争取和平，然后当然是谴责大陆了，说超过700枚导弹瞄准着台湾之类的。接着把台湾和大陆并列为世界上两个中国人社会，而台湾是其中首先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所以说台湾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大陆走向民主。然后说因为只要实现了内部民主，才能防止大陆走向扩张主义。最后还说，台湾应该致力于参加世界各个民主社会对于中国走向民主进程进行监督（supervising）和引导（guiding）的活动中。最后是说，两岸应该谋求双赢和并存。
btw，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之间五战争”这样还没有结论的东西还是经常被人引用的，这个东西值得探讨一下。

谢长廷,1946年5月18日生于台北市,为民进党创党党员之一。学历: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日本东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结业。曾任：民进党中常委、台北市“议员”、台当局“立法委员”、民进党中评委主委、民进党党主席、高雄市市长等职。现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从他的经历看，日本情结应该不少，这篇英文文章肯定是别人代笔的。

最近看了房龙的《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房龙（von Loom）在荷兰出生，后来到美国求学并工作，著述颇丰。
从他的书里，你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旧时代辉煌国度的人到了新世纪的大国后，对于祖国过去辉煌的种种追思。荷兰曾经的辉煌建立在商业的繁荣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人民一种天生的商业触觉，四通八达的运河早就了内部交通网络的完善，也培养了这种触觉。在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里也许是全世界交通最方便的地区，运河上当时甚至拥有了定时的班船，这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物流和人流在支撑的话，这种交通系统是不可能建立的。
但是，商业国是不足以统治世界的，尤其荷兰还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它只能重蹈威尼斯的覆辙。
荷兰在当时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制度，那就是共和国制度。从房龙的书里看得出来，他认为这种初等的共和制度是导致荷兰最后没落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和一个小国，繁荣和安全都系于与周围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共和制度却导致荷兰难以作出抉择。当英法之间发生战争，荷兰面临着选择，这时候所有的外交问题都被联合省议会推给各个省议会，然后省议会又推给城市议会，最后，当他们达成共识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样，荷兰就得罪了所有交战的大国。
另外，联合省制度还造成了公共品供应的缺失，比如像国防这样的公共品，尽管按照制度要求应该是每个省都来分摊费用的，但到了最后只有一两个最大的省还拥有一点自己的舰队，但是这些没有联合起来的海军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国家的军队抗衡，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商队。就是这种现在常见的“扯皮”现象导致国家职能的缺失。
总之，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中央的不够强大（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国家的职能和反应都无法高效运转。
联合省衰落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食利阶层的形成，联合省的居民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凭借着阿姆斯特丹在当时的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让新一辈的联合省人缺乏了上进心。而且资金全都贷给了英国和法国，反而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当时，作为一个小国，只有100多万人口，根本不可能在全世界跟当时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英国全面抗衡的，这也是荷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说说贾平凹在访谈节目上给我们讲的一些小故事，也算是此行的收获了。
1。家乡人对于贾平凹的评论：“像他那个水平的人，我们这里可以拉出一车子。”（这句话我是相信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所孕育出来的民间力量是伟大的，但是这种力量却往往用于内耗之中。）
2。贾平凹治愈乙肝的几招：
（1）与自己的肝脏聊天，因为他认为人的每个器官也都是有生命的，应该多给他们说好话，平时也要注意爱护他们，才能鼓励他们好好干活；（这应该算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方法吧，我也是相信的，人虽然是高度进化的生命，但各种器官之间的协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2）每天多干好事，干了好事心情就好，心情舒畅身体也好；（也许是心情好真的能分泌一些什么激素？但是确实挺过很多类似靠好心情来治愈不治之症的例子。）
（3）每天早晚吃大量的（15颗？）的维生素丸，这就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了。
3。《废都》书稿的神奇经历。当年《废都》书稿写好以后，贾平凹住在一个简易的住处，一天因为忘关水龙头而导致水淹三军，但是家里淹成了泽国，很多东西都被淹了，而放得很低《废都》书稿却奇迹般的只是湿了一点点。
4。与三毛的故事，两个互相有联系的作者。三毛去世后，在鸣沙山那里弄了一个衣冠冢，贾平凹去凭吊了，他不知道衣冠冢的所在，于是默念，五分钟内将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出现，她所经过的地方即冢之所在。结果，真的遂他所愿了。然后用香烟凭吊，香烟又烧得很快，他断定是三毛地下有知。还来了一支蜘蛛，蜘字的右边是“知道”的知，于是他又断定是三毛地下已经知道他的到来了。（文人想象力果然丰富，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能激发如许的想象力。）
5。最新即将完成的一部作品可能叫做《我的城市生活》，是描写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依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的故事，他给我们讲述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也许，以贾平凹的功力，这部作品真的很值得我们期待，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真的需要我们城市人去体会，城市化和如何城市化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今天去香山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了“鲁豫有约”对贾平凹的访谈，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的现场录制，说说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们这些观众完全就是摆设，还以为能有点互动之类的东西，结果主持人和嘉宾一访谈完马上就走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机会给我们这些热心的参与者。可要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还专门在这几天恶补了贾平凹的小说，准备提问的呢。
现场的导演二十来岁，倒是挺会搞气氛，在主持人出来之前的二十分钟无聊时间里把观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还和音响师配合了一下，玩了一些小把戏。观众中间还蹦出一个号称是藏族的舞蹈老师，跟这个现场导演两个人一唱一和，真有点像小品，逗得我们笑得不行，看来艺术果然来源于生活。只可惜像这种讲故事的访谈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呵呵，没有什么现场乐队给我们提神，凤凰台真是够小成本的），到后来很多观众还是昏昏欲睡了。
访谈的内容其实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关于贾平凹的访谈内容很相近，看来贾老师也是拿着一套讲稿到处讲课的类型，感觉贾大作家不是很善言辞。当然了，还有那句著名的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讲的，我不讲。”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用陕西话在讲，听得我等非常难受，更拉近了我们与周公的距离。
在访谈中，还不是插播一下关于贾平凹的小故事，台上的两个人得以利用这段时间喝口水，整个节目的录制非常紧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这点倒是让我佩服他们的高效率。
摄像机的镜头主要都是在捕捉观众中清亮的面孔，当然被捕捉到的面孔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听着故事了。
下面说一下贾平凹所讲的故事中的一些出彩的地方。

有三个人坐在那儿讨论中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其中两个号称喝过洋墨水。
说到中国的上市公司今年开始热衷于发放现金股利，还有一家公司几乎把今年的利润全部分光。然后开始讨论中国市场与外国市场之间的比较，认为中国市场还是初级市场，不具备可比性。而中国的股票市场要具备投资价值，还需要提高分红比例。
但是我倒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发现金股利其实对小股东是不利的。小股东手中的股票是以比大股东高得多的价格买入的，这个差价产生的原因在于小股东持有的是流通股，可以自由交易。在发放现金股利时，同股同权，这就意味着小股东的收益率是远远低于大股东的。如果公司不发放现金股利而用于投资，则小股东可以用一个高得多的市盈率把未来的收入折现，这就意味着小股东可以获得比大股东更多的资本收益（股价涨幅），从而两者的收益率才比较接近。
当然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包含了很多假设，比如这些投资是有效的，大股东除了发放现金红利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把公司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而这些假设在中国还不是现实。但是如果说中国市场要通过分红来具备投资价值，那就意味着股东们是长期持股的了，他们只通过现金红利而不是股价波动来实现自己的收益，这个假设对于小股东也是不现实的，除了套牢者，谁愿意长期持有这些没有明确价值创造方式的公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