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昨天下午和晚上连续看了两遍《千里走单骑》，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喜欢张艺谋，但是这部片子确实让我对旅途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这部片子的主题对于我是很受乐的，漂亮的风景，异域的风情，特别是旅途的孤独和父子感情这个主题。
“当一个人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环境之中，他会感觉更加的孤独。”当你在正常的生活中感觉孤独，你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因为在熟悉的环境中，孤独绝对不应该是常态。你觉得你自己应该会很忙，每天都要忙着跟你认识不认识（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认识亚）的人打招呼，而非常不幸，如果你认识的人太多，那么属于你的空间就会越小。但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却是理所当然的，你无需跟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虽然别人也在好奇的看着你，但是你没有压力，你不用去思考自己是不是曾经遇到过这个人。你是在看一幅与你无关的风景，你不需要任何的牵挂。在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彻底的放松，甚至在这里你还可以碰到一些像你这样的也到陌生人群里寻找慰藉的人。这是陌生环境给你的第一个作用。
片中的主人公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让自己理解了儿子，一个人，只有当你处在一个变化的环境时，或者当你不在面对熟悉的一切时，你才会激发出一种想象力。想象和思维能力总是在交流和对比中迸发出来的。旅途可以给你一个思考的机会。现在真的有点后悔自己选择在一个学校呆上9年了，幸好，尽管呆的地方没有变，学校本身在变，就像我没有换车，但是车走的路线却变化了，于是我也有幸领略了不同的风景。变化了，你才会知道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如此的荒谬。陌生环境给我们的第二个作用。
片子里最出人意料也最幽默的一幕是高仓健到石头村的过程，坐在一个小手扶拖拉机中，周围是一对农夫，那个镜头挺逗的。还有就是村子里的人为了欢迎有一个外国人来访，居然摆开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宴席，这确实太有想象力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热情，实在是太炽烈了。这种热情的程度在100多年前的西方人眼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热情，一般来说都是那种由衷的，我认为这跟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关，因为我们一向都是接受着那种以我华夏的广阔胸怀怀柔蛮夷的，于是别人能自远方来，我们当然不能失礼了。
总之，从这部片子里，尽管片子要描述的主题更多的是那种父子情深，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更多是一个孤独旅人的思考。也许从中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外出，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几天看了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作者 杨继绳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连续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上卷，很久没有这么起劲地读一本书了。
说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地方吧。
（1）毛床前的政治斗争。当时打倒四人帮用的口号是“打倒党内的走资派”，尽管从两派人的观点来看，被打倒的实际上才是最反对走资派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黑色幽默了。
（2）70年代末的民主气氛。76-78年间的北京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当时的人居然可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去贴大字报，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开万人演讲会，现在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3）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效的分析。一个统计数据说，在1976年的中国，1/3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不如1952年，1/3的中国人生活水平甚至不如30年代。而且根据Maddison的数据，中国GDP（PPP标准）占世界的份额从1952-1978年间也大幅下降了，在1978年的时候是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就对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得大大质疑了，中国1978年前的平均经济增长（按照官方统计）差不多在6%左右吧，难道同时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还高于6%？这似乎不太可能。也许问题来自于统计的方法，我们的统计局也许给我们弄了个高明的统计方法，这个问题是我脑袋里一直就存在的，但似乎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4）贫穷的强盛。1974（？）年的时候一位巴基斯坦总理来中国，毛大手一招就给了人家4亿元的援助，而且说“我们扫扫仓库就可以拿出来了”，一方面感叹国家的这种高度集权，对资源的任意分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对于“仓库”的管理是何等混乱。
（5）“绿灯亮时跑步走，红灯亮时绕着走，没有灯时摸黑走。”当时广东省一些干部对于如何执行中央政策的心得。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跟一个厂长的讲话中肯定了这种做法。
（6）工农业剪刀差和乡镇企业。农民办乡镇企业是对于工农业剪刀差的一个自然反应，既然工业品价格这么高，农民当然也想分一杯羹了。也许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衰落更直接更有效。
（7）外贸体制对于中国的约束。当时的进出口计划是这样制定的：根据明年的需要确定进口数量，然后根据进口数量来确定出口数量，所有的外贸由国有贸易企业来执行，生产者和国际市场时间绝缘。而且虽然说中国的体制相对苏联来说没那么死，但是当时在工业部门这种计划机制仍然是非常可怕的。
（8）香港发展和其机遇。50年代末，很多东南亚华人资本聚集到了香港，这就造成了香港资金市场利率非常低，所以刺激了当地企业家的投资，这是让香港得以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9）广货北伐的几个阶段：走私品北伐，真正的广货北伐，广东资本北伐。
（10）联产承包制的历史沿革。其实在小岗村之前就已经有先例了，比如安徽曾经在某年大旱的时候提出了“保命田”这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到了1977年，安徽再次遭遇大灾，小岗村再次没有了退路，于是他们想起了这个制度。而且很多地方试行了“包干到组”，但是这种改革措施仍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结果最后就包干到户了。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种制度可以在遭遇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保命”，那为什么在平时就不能使用呢？也许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吧，在人们的偏好里，意识形态太重要了。
大概就想起这么些了。

寻租（rent-seeking）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克鲁格（Krueger）在1974年提出，开始的时候主要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Krueger也因为这一贡献，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位女性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
寻租主要研究人们为了争夺租金（因为某种资源如土地的不可替代性而带来的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因为争夺租金的活动需要成本，而租金的总量是不变的，所以寻租下的社会总福利就比不寻租的情况下来得糟，寻租是一种负和博弈。
寻租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所是在分析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上。
下面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贿赂的经济作用。假设有一项扭曲政策，可以为某些利益集团带来10块钱的租金。如果没有其他竞争者，这个集团每年可以获得10块钱，日积月累，经济实力壮大，就越来越有能力来抗拒对这项扭曲政策的修正了。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租金有一个竞争者，比如政府官员对这个集团的人进行敲诈，而且敲诈者非常有手腕，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就愿意为了捍卫这些租金而付出9.99元的游说费用，利益集团就只能得到1分钱的收益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这个政策进行改变的时候所遇到的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就少了。当然，这个解释要成立，还需要一个假设，就是政府官员是可以受到监督的，他自己不能出面为利益集团进行游说。这个解释似乎可以用来说明贿赂有助于减少改革成本。
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官员也会参与游说。我们还可以引进更多的租金争夺者，比如现在有四级政府需要买通，这时候每级政府得到的租金就是2.5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四级政府没有串通，只需要游说的成本高于2.5元，就没有人愿意进行游说。（在原来的情况下，游说成本要高于10元大家才会放弃游说。）可见，通过引进更多的竞争，就可以减少我们进行制度改革的阻力。
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政府官员来促进对租金的竞争（从道德观上有损于人民公仆的形象），我们当然也可以引进其他外部竞争者来减少租金了，比如打破垄断，在一些垄断行业上引进竞争者，让他们进行公平竞争。
但是，如果竞争本身不能带来收益，这种过度的竞争也可能是有害的。比如现在有10块钱要分配给2个人，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分配：1）两方轮流出价，最后价高者以自己的最高报价获得；2）两方轮流出价，但是每一轮出价都要上交拍卖所，直到有一方放弃；3）由拍卖人私下分配，两方都可以贿赂拍卖人；4）由一个三方委员会进行投票，最后决定哪一方获得，两人都可以贿赂委员会成员。
第一种机制就是英国式拍卖，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某一方以10块钱的价格获得，社会（这两个人的总福利）没有损失。第二种机制下，取决于双方的出价过程，如果第一个出价的人没有出10元，那么第二个人必然要出更高的价钱，直到某一个人在某一轮里的出价等于10元，另一方才会放弃，所以两人的总耗费必然要高于10元，社会净损失。第三种机制下，肯定最后10块钱就归了拍卖人，但因为我们假定拍卖人也属于社会的一员，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损失了，但是分配结果却达不到原来的设想。第四种机制下，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但在某些推理过程下，可以发现双方最后的一个均衡策略是不去贿赂任何一个人，所以这种策略下有可能会达到我们最渴望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公平的竞争有时候也会造成租金的耗散，比如在第二个机制里，所以在租金分配上并不是说引进了公平竞争机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巧妙的机制，如三方委员会，甚至有些时候允许贿赂的存在也会比纯粹的竞争来得强。
总之，在一个负和博弈（至多是零和博弈）里，我们会得到一些比较惊讶的结论，这就是寻租理论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寻租理论》陆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