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这是一篇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报道。
在印度的孟买，有一半的人居住在贫民窟里。为了对机场进行扩建，需要对机场附近的贫民窟进行拆迁。但是这遭到了这里居民的反对。因为现在的贫民窟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甚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舒适的社区，这里的居民对于政府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却都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愿意搬离这一块他们非法占据的藏身之所。而且，他们是这个城市最大的选民群体（富人不会去关心政治，所以贫民窟的民众就是当地政府最大的票仓），政府不愿意得罪他们，甚至在政治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很多公共设施得到了改善。这就使得在这里一切的事情都进展缓慢，这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远远的落后了。应该说这里有点预算软约束的意思，在一开始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让这些社区消失，结果这些社区就像一个不良项目一样吸引着政治家不断投入资源，以致到最后形成了足够大的沉没成本，此时再对这个项目进行改变已经很困难了。（我想，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够直接找一个地方建新机场呢？）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遇到发展机遇时的困惑，因为民主制度更多地适合于一个稳态的社会，他适合于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面临机遇的时候，民主的反应就要滞后得多，所以到底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选择，如何寻找一个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泰戈尔来说，从西方文明中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为了能剥夺另一个群体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经过现代装潢后的民族主义和古代西亚的那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而存在的，而且近代的民族主义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他认为这种肮脏的东西不应该被东方民族所接受，东方民族应该在自己的民族理念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文明。
但同时，东方民族如日本，只有在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那种天真幻想而变得像西方一样令人恐惧的时候，才被西方人平等看待，就像早年的人类之所以崇拜神灵只是因为他们害怕神灵一般。这让我想到了宫崎骏的那部《幽灵公主》，在这部片子里，战争和掠夺使人迷失，这种题材也广泛体现在宫崎骏的其他电影中。但是泰戈尔对于当年的日本也有非常美好的想象，似乎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道义的天堂国度，尽管日本人在向外扩张中也展示了他们的残忍和恐怖。
泰戈尔还认为，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互不信任和互相地方是造成西方式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方民族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他们是扩张的，同时他们还历经外来的掠夺，所以他们是互不信任的。（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了，这样的经历在东方的中国就没有经历过么？）
关于印度，他认为种族问题是第一位的，而如何建立印度的民族认同是首要的问题。欧洲有一种统一性（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出现欧盟的原因），但是却变成了多元国家；印度的民族具有多元性，却由于一种原因（我认为是这个地区的民族对于外来扩张的抵抗太弱，以至于其他民族可以在次大陆上轻易推进疆域而不会遇到障碍）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这两种政治形态的发展是很有趣的。而相比之下，中国更像是民族的统一体和政治的统一体的结合，美国则是在一种新的文明下把不同的民族整合于一个统一政治体之内（泰戈尔还提到了瑞士，一个把不同民族结合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国家）。中国、印度、西欧和美国这四种政治形态的发展会最终带来怎么的结果确实很值得思索。
“印度知识阶层……正把我们（印度）的社会结果的固定不变作为完善的标志——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肢体对疼痛的正常感觉已经麻木，他们却误以为这个结构不需要帮助。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全部精力只需要在政治领域里拥有活动范围。”泰戈尔认为在解决印度的社会结构问题之前，谈论印度的民族问题都是奢谈。
读完此书，对比一下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或者印度也有鲁迅一类的人物，中国也有泰戈尔一样的人道主义作家，只是因为两国政权的宣传选择性不同导致了我们的错觉），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是如此不同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是以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现代点的说法就是有点yy的精神）作为理想的，所以在强权的夹缝之中他们就失去了很多血性，但也许也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和运动，也就是社会更加容易“和谐”了。
附：泰戈尔的一些成就
他所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他凭抒情诗《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是泰戈尔1916年访问日、美两国时的讲演稿。（所以对日本和美国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最近看了一些材料以后，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史产生了兴趣，从今天开始准备研究一下。
首先是几个数字，都是在拉美跟苏东的转型对比：
（1）1990-1998年间，俄罗斯政府源于私有化的收入总计只有75亿美元，而同期巴西的私有化收入却高达667亿美元，这两个经济实体在这些年的平均GDP相似，但巴西的出售收入只占它的资本存量中很小的一部分。（World Bank 2000,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pp.186-187）。由此有一个好奇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表现如何呢？（按照目前的趋势，光是四大国有银行这一波私有化就会给中国政府带来40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尽管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金）中国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用于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补充，那么巴西政府的这部分庞大收入（约占其同期GDP的10%）是如何分配的呢？
（2）另一个有趣的国家是智利，这个国家一直被西方国家标榜为自由主义改革的成功典范，并把它与香港并列。但是，如果看过它的真实经济表现，这个印象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大家熟悉的“休克疗法”其实早就在智利实践过，而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群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知识分子，在皮诺切特执政的前几年，他们狂热地追求预算平衡和私有化（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军政府的最优选择了），导致了经济的衰退。事实上，在阿连德政府期间（1970-1972，1973年发生了政变），1972年的GDP比1969年提高了10.4%，而在皮诺切特执政的头10年（1974年到1983年），整个经济（因为经历了两次衰退）也只增长了13.7%，然后才进入了世界银行所称的智利“模范时代”，连续十五年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的增长成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辉煌，更是无法跟香港相提并论。而且，在整个皮诺切特政府期间，政治体系也跟1990年代的俄罗斯很相似，财政部长不停地切换，而总体经济则是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衰退。（即使在时间上也很相近，尽管幅度比俄罗斯的要轻得多，而俄罗斯现在也开始新的一轮似乎可以持续的增长了，时间上也差不多。）对于智利的“休克”疗法，以及休克过后的成功，我们关注得实在不多，也许需要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认识。
1960年代的时候铜矿出口曾占智利国家收入的2/3，现在这个比例不详，但估计也很大，所以铜矿价格的变化也许比这些所谓的制度性因素更有解释力，正如石油价格至于俄罗斯一样，而这些大宗原料价格制定机制的背后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体系，经济变量只是更多复杂现象的体现而已。

昨天下午和晚上连续看了两遍《千里走单骑》，倒不是说我有多么喜欢张艺谋，但是这部片子确实让我对旅途有了一种新的理解。
这部片子的主题对于我是很受乐的，漂亮的风景，异域的风情，特别是旅途的孤独和父子感情这个主题。
“当一个人置身于陌生的语言环境之中，他会感觉更加的孤独。”当你在正常的生活中感觉孤独，你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因为在熟悉的环境中，孤独绝对不应该是常态。你觉得你自己应该会很忙，每天都要忙着跟你认识不认识（谁知道是不是真的认识亚）的人打招呼，而非常不幸，如果你认识的人太多，那么属于你的空间就会越小。但是，在陌生的环境里，孤独却是理所当然的，你无需跟素不相识的人打招呼，虽然别人也在好奇的看着你，但是你没有压力，你不用去思考自己是不是曾经遇到过这个人。你是在看一幅与你无关的风景，你不需要任何的牵挂。在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彻底的放松，甚至在这里你还可以碰到一些像你这样的也到陌生人群里寻找慰藉的人。这是陌生环境给你的第一个作用。
片中的主人公通过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让自己理解了儿子，一个人，只有当你处在一个变化的环境时，或者当你不在面对熟悉的一切时，你才会激发出一种想象力。想象和思维能力总是在交流和对比中迸发出来的。旅途可以给你一个思考的机会。现在真的有点后悔自己选择在一个学校呆上9年了，幸好，尽管呆的地方没有变，学校本身在变，就像我没有换车，但是车走的路线却变化了，于是我也有幸领略了不同的风景。变化了，你才会知道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是如此的荒谬。陌生环境给我们的第二个作用。
片子里最出人意料也最幽默的一幕是高仓健到石头村的过程，坐在一个小手扶拖拉机中，周围是一对农夫，那个镜头挺逗的。还有就是村子里的人为了欢迎有一个外国人来访，居然摆开了一眼望不到头的宴席，这确实太有想象力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热情，实在是太炽烈了。这种热情的程度在100多年前的西方人眼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热情，一般来说都是那种由衷的，我认为这跟我们一直以来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关，因为我们一向都是接受着那种以我华夏的广阔胸怀怀柔蛮夷的，于是别人能自远方来，我们当然不能失礼了。
总之，从这部片子里，尽管片子要描述的主题更多的是那种父子情深，但我从中看到的却更多是一个孤独旅人的思考。也许从中也有我自己的影子，外出，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陌生的环境。

这几天看了一本书，《邓小平时代 :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作者 杨继绳是新华社的一名高级记者。连续用了四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了上卷，很久没有这么起劲地读一本书了。
说一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地方吧。
（1）毛床前的政治斗争。当时打倒四人帮用的口号是“打倒党内的走资派”，尽管从两派人的观点来看，被打倒的实际上才是最反对走资派的。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黑色幽默了。
（2）70年代末的民主气氛。76-78年间的北京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当时的人居然可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去贴大字报，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开万人演讲会，现在想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3）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实效的分析。一个统计数据说，在1976年的中国，1/3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不如1952年，1/3的中国人生活水平甚至不如30年代。而且根据Maddison的数据，中国GDP（PPP标准）占世界的份额从1952-1978年间也大幅下降了，在1978年的时候是历史上的最低点。这就对官方的一些统计数据得大大质疑了，中国1978年前的平均经济增长（按照官方统计）差不多在6%左右吧，难道同时期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还高于6%？这似乎不太可能。也许问题来自于统计的方法，我们的统计局也许给我们弄了个高明的统计方法，这个问题是我脑袋里一直就存在的，但似乎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4）贫穷的强盛。1974（？）年的时候一位巴基斯坦总理来中国，毛大手一招就给了人家4亿元的援助，而且说“我们扫扫仓库就可以拿出来了”，一方面感叹国家的这种高度集权，对资源的任意分配，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对于“仓库”的管理是何等混乱。
（5）“绿灯亮时跑步走，红灯亮时绕着走，没有灯时摸黑走。”当时广东省一些干部对于如何执行中央政策的心得。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跟一个厂长的讲话中肯定了这种做法。
（6）工农业剪刀差和乡镇企业。农民办乡镇企业是对于工农业剪刀差的一个自然反应，既然工业品价格这么高，农民当然也想分一杯羹了。也许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衰落更直接更有效。
（7）外贸体制对于中国的约束。当时的进出口计划是这样制定的：根据明年的需要确定进口数量，然后根据进口数量来确定出口数量，所有的外贸由国有贸易企业来执行，生产者和国际市场时间绝缘。而且虽然说中国的体制相对苏联来说没那么死，但是当时在工业部门这种计划机制仍然是非常可怕的。
（8）香港发展和其机遇。50年代末，很多东南亚华人资本聚集到了香港，这就造成了香港资金市场利率非常低，所以刺激了当地企业家的投资，这是让香港得以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9）广货北伐的几个阶段：走私品北伐，真正的广货北伐，广东资本北伐。
（10）联产承包制的历史沿革。其实在小岗村之前就已经有先例了，比如安徽曾经在某年大旱的时候提出了“保命田”这样的制度，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到了1977年，安徽再次遭遇大灾，小岗村再次没有了退路，于是他们想起了这个制度。而且很多地方试行了“包干到组”，但是这种改革措施仍然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结果最后就包干到户了。既然大家都知道这种制度可以在遭遇大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能够“保命”，那为什么在平时就不能使用呢？也许这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吧，在人们的偏好里，意识形态太重要了。
大概就想起这么些了。

寻租（rent-seeking）这个说法最早是由克鲁格（Krueger）在1974年提出，开始的时候主要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Krueger也因为这一贡献，被认为是最有希望成为第一位女性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
寻租主要研究人们为了争夺租金（因为某种资源如土地的不可替代性而带来的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因为争夺租金的活动需要成本，而租金的总量是不变的，所以寻租下的社会总福利就比不寻租的情况下来得糟，寻租是一种负和博弈。
寻租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场所是在分析政府公共管理行为上。
下面这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贿赂的经济作用。假设有一项扭曲政策，可以为某些利益集团带来10块钱的租金。如果没有其他竞争者，这个集团每年可以获得10块钱，日积月累，经济实力壮大，就越来越有能力来抗拒对这项扭曲政策的修正了。但是，如果对于这个租金有一个竞争者，比如政府官员对这个集团的人进行敲诈，而且敲诈者非常有手腕，那么这个利益集团就愿意为了捍卫这些租金而付出9.99元的游说费用，利益集团就只能得到1分钱的收益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对这个政策进行改变的时候所遇到的来自利益集团的阻力就少了。当然，这个解释要成立，还需要一个假设，就是政府官员是可以受到监督的，他自己不能出面为利益集团进行游说。这个解释似乎可以用来说明贿赂有助于减少改革成本。
如果我们假设政府官员也会参与游说。我们还可以引进更多的租金争夺者，比如现在有四级政府需要买通，这时候每级政府得到的租金就是2.5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四级政府没有串通，只需要游说的成本高于2.5元，就没有人愿意进行游说。（在原来的情况下，游说成本要高于10元大家才会放弃游说。）可见，通过引进更多的竞争，就可以减少我们进行制度改革的阻力。
我们可以通过引进政府官员来促进对租金的竞争（从道德观上有损于人民公仆的形象），我们当然也可以引进其他外部竞争者来减少租金了，比如打破垄断，在一些垄断行业上引进竞争者，让他们进行公平竞争。
但是，如果竞争本身不能带来收益，这种过度的竞争也可能是有害的。比如现在有10块钱要分配给2个人，通过以下几个方法进行分配：1）两方轮流出价，最后价高者以自己的最高报价获得；2）两方轮流出价，但是每一轮出价都要上交拍卖所，直到有一方放弃；3）由拍卖人私下分配，两方都可以贿赂拍卖人；4）由一个三方委员会进行投票，最后决定哪一方获得，两人都可以贿赂委员会成员。
第一种机制就是英国式拍卖，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某一方以10块钱的价格获得，社会（这两个人的总福利）没有损失。第二种机制下，取决于双方的出价过程，如果第一个出价的人没有出10元，那么第二个人必然要出更高的价钱，直到某一个人在某一轮里的出价等于10元，另一方才会放弃，所以两人的总耗费必然要高于10元，社会净损失。第三种机制下，肯定最后10块钱就归了拍卖人，但因为我们假定拍卖人也属于社会的一员，那么整个社会就没有损失了，但是分配结果却达不到原来的设想。第四种机制下，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但在某些推理过程下，可以发现双方最后的一个均衡策略是不去贿赂任何一个人，所以这种策略下有可能会达到我们最渴望的结果。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公平的竞争有时候也会造成租金的耗散，比如在第二个机制里，所以在租金分配上并不是说引进了公平竞争机制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巧妙的机制，如三方委员会，甚至有些时候允许贿赂的存在也会比纯粹的竞争来得强。
总之，在一个负和博弈（至多是零和博弈）里，我们会得到一些比较惊讶的结论，这就是寻租理论给我们的一些启示。
主要参考文献：《寻租理论》陆丁

Torture Is ‘Widespread’ in China, U.N. Investigator Says
Published: December 3, 2005 by NYTimes

这是近期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连续报道中的又一篇。
Mr. Nowak（Manfred Nowak）代表联合国对中国的刑罚制度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调查，在这份报告里，一方面承认了中国自从1988年签署了不采用拷问制度的国际公约以来的进步，但更多的是指出目前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着通过拷问来获取证供的现象。

在中国，长期以来认为只有那些能给人身体留下印记或者致残的“酷刑”才算做是严刑逼供（torture），而认为那些不给人身上留下明显伤疤的逼供方式不算是torture，这跟国际上的定义相去甚远。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的逼供方式包括长时间上手铐或者脚镣，暴露在酷暑或者严寒之中，长时间维持着让人难受的身体姿势等，而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也许就是不让嫌疑人睡觉了。

在经过长期的磋商以后，Mr. Nowak这次终于可以允许进入部分中国监狱并与囚犯展开私人采访。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存在的对权威的畏惧，在访问中大部分犯人都采用了自我审查的方式，以“不记得”等等作为借口来搪塞问题。尽管这样，他仍然收集到了一些关于滥用刑罚的证据，如一个著名的政治犯就在采访中说曾经被连续85天限制着以一个难受的姿势躺在床上。

Mr. Nowak认为应该进行一些制度上的改革来给犯罪嫌疑人更多的权利，另外，他认为还应该废除劳改制度，给予法院更大的权力，改善被拘留者的待遇等等。

（中国畏惧权威的文化传统“culture of fear”与建立一个强大法律制度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在一个如中国这样收入水平的国家可以仅仅通过法律就能治理好么？建立一个理想法律制度的成本应该如何分担，比如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请得起律师，这样的费用实在太庞大了。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民主和法治也许仅仅是富裕国家的奢侈品，这种重视公平甚于效率的制度更适用于那些稳定的社会。）

昨天看了一些巴西人对于中国进入的忧虑，今天搜索了一些Prebisch（有译成普雷玛什也有译成佩必思的）的一些文章，这位阿根廷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心-依附”论的开创者，曾经长期在联合国经济发展会议(UNCTAD)任职。看来拉美人对于外来资本的恐惧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这跟中国刚好相反，中国人在近20年里一直拥抱外国资本，这种趋势直到这几年才有一点反对的声音冒出来。
记得看过一本《拉丁美洲在流血》的书，当时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当地的香蕉园，被美国香蕉公司严重剥削。也看过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的《百年孤独》，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类似的情况。
防止拉美化是当前讨论的很热的话题，只是不知道这些所谓的学者们有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些理论。目前的这个理论看样子是主要从国际贸易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希望以后有时间可以看一下这方面的文章。
这方面理论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
Singer, Prebisch, Lewis, Mandelbaum, Rosenstein-Rodan and Nurkse有人把Mydal也算上
弗兰克（A.G.Frank）和阿明（Samir Amin ）

Brazil Weighs Costs and Benefits of Alliance With China
Published: November 20, 2005 by NYTimes

在巴西北部的兴谷河（Xingu River）流域，仍然居住着一些印第安部落，而现在，一个建成以后发电量将居世界第二的水电厂正准备兴建。当地的居民对此很不满，认为这将破坏他们长久以来的生活资源，而且可能会从其他地方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寻找工作的人。
这个项目跟中国联系在一起。一些中国公司正与巴西本地的公司合作开发亚马逊流域，他们希望能从这里获取各种矿产资源。当然，这个项目的兴建实际上始于1970年代，希望通过这个项目的兴建能够缓解南方工业地区的能源需求，而且这种能源是便宜和可再生的，对于开发这个国家的北部地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此外这个工程还将有助于控制河水的流量。但是由于人权组织、环保组织和当地人的反对，项目没能通过国会和法院，直到几年前上届政府下台的时候法院才认同了这个项目的好处。
这届上台的政府是左翼政府，他们认为应该优先考虑开发落后地区，给类似谷兴河这样地区的人民带去电力和发展。尽管这个水电项目能给当地带来这么多好处，但有人质疑这些项目实际上是为了那些可能在这里兴建的耗电巨大的冶金和采矿项目，而这些项目都跟中国因素联系在一起。他们还害怕这些投资会带来污染。他们认为从这些项目中受益最大的是中国而非巴西。
作者还强调了巴西新任总统在推进与中国的更广泛合作关系与这些项目紧密相关，这个政策在巴西的商业首都圣保罗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他们担心国家的商业利益会受到损害。
（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实际上我觉得巴西当地人的这种担心实在很没必要，中国的需求使得这里遇到了这么好的发展机遇，巴西的“亚马逊开发”赶上了一个外来的促进因素实在是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竞争，原材料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火爆局面，巴西的那几大公司从中绝对是赚得盘满钵满。但是中国的形象在外国人的眼中确实还需要改善，如果自己的国家都搞得污染严重，谁能相信你能给当地带去好技术和好环境呢？）

以前在上经济史的时候还听说过牙买加的华人，这些当年华工的后代尽管在经过与当地人通婚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华人的生理特征，但他们依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依然讲着中国的方言并以此为荣。这样的民族认同感真的可以跟埃塞俄比亚的那些黑犹太人相提并论了。
在今天的几个南美小国，苏里南和圭亚那有着为数不少的华人后裔。据说现在这些地方的华人中仍然通用粤语。他们是当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英国和荷兰政府组织出去的，这些殖民政府因为没有招募到足够的欧洲人来开垦这些土地，而黑人资源也枯竭了（当然也跟他们认为黑人无法成为他们眼中合格的公民有关），于是可能多少怀有一些真诚的想法（当时的欧洲社会已经开始变得富足，一些人道主义的同情者也开始对政策起到影响），他们从中国和印度等地招募了一批人前去开垦，希望能在这里培养出新的中产阶级，把这些地方变成新的乐土（显然这些地方的热带气候是欧洲人所不喜欢的，所以要找其他民族去替他们开垦）。由于是这样的原因，这批华工的待遇是最好的，按照《西方的中华帝国观》这本书的说法，他们还得到了殖民政府的很大优待。遗憾的是，这些地方后来还是没能成为另一个新加坡这样的华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印度人似乎竞争能力更强，价格更便宜，结果后来就没有再大规模引进华人，而是引进了更多的印度人。到了今天，这两个国家中的印度人似乎占了更大的上风。
从这个案例来看，中国和印度的竞争，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参考书：
西方的中华帝国观 / (美)M．G．马森著; 杨德山等译
时事出版社,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