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这是一篇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报道。
在印度的孟买，有一半的人居住在贫民窟里。为了对机场进行扩建，需要对机场附近的贫民窟进行拆迁。但是这遭到了这里居民的反对。因为现在的贫民窟生活已经得到了改善，甚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相对舒适的社区，这里的居民对于政府的补偿和安置问题却都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愿意搬离这一块他们非法占据的藏身之所。而且，他们是这个城市最大的选民群体（富人不会去关心政治，所以贫民窟的民众就是当地政府最大的票仓），政府不愿意得罪他们，甚至在政治家的努力下，这里的很多公共设施得到了改善。这就使得在这里一切的事情都进展缓慢，这个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远远的落后了。应该说这里有点预算软约束的意思，在一开始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让这些社区消失，结果这些社区就像一个不良项目一样吸引着政治家不断投入资源，以致到最后形成了足够大的沉没成本，此时再对这个项目进行改变已经很困难了。（我想，为什么印度政府不能够直接找一个地方建新机场呢？）
这就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遇到发展机遇时的困惑，因为民主制度更多地适合于一个稳态的社会，他适合于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而在面临机遇的时候，民主的反应就要滞后得多，所以到底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选择，如何寻找一个适合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泰戈尔来说，从西方文明中兴起的近代民族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群体为了能剥夺另一个群体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这种经过现代装潢后的民族主义和古代西亚的那些游牧民族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们都是为了掠夺其他民族而存在的，而且近代的民族主义更为可怕，因为他们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他认为这种肮脏的东西不应该被东方民族所接受，东方民族应该在自己的民族理念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文明。
但同时，东方民族如日本，只有在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那种天真幻想而变得像西方一样令人恐惧的时候，才被西方人平等看待，就像早年的人类之所以崇拜神灵只是因为他们害怕神灵一般。这让我想到了宫崎骏的那部《幽灵公主》，在这部片子里，战争和掠夺使人迷失，这种题材也广泛体现在宫崎骏的其他电影中。但是泰戈尔对于当年的日本也有非常美好的想象，似乎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个道义的天堂国度，尽管日本人在向外扩张中也展示了他们的残忍和恐怖。
泰戈尔还认为，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互不信任和互相地方是造成西方式的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因，因为西方民族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他们是扩张的，同时他们还历经外来的掠夺，所以他们是互不信任的。（这种说法有点牵强了，这样的经历在东方的中国就没有经历过么？）
关于印度，他认为种族问题是第一位的，而如何建立印度的民族认同是首要的问题。欧洲有一种统一性（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出现欧盟的原因），但是却变成了多元国家；印度的民族具有多元性，却由于一种原因（我认为是这个地区的民族对于外来扩张的抵抗太弱，以至于其他民族可以在次大陆上轻易推进疆域而不会遇到障碍）变成了一个统一体，这两种政治形态的发展是很有趣的。而相比之下，中国更像是民族的统一体和政治的统一体的结合，美国则是在一种新的文明下把不同的民族整合于一个统一政治体之内（泰戈尔还提到了瑞士，一个把不同民族结合成一种民族认同的国家）。中国、印度、西欧和美国这四种政治形态的发展会最终带来怎么的结果确实很值得思索。
“印度知识阶层……正把我们（印度）的社会结果的固定不变作为完善的标志——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的肢体对疼痛的正常感觉已经麻木，他们却误以为这个结构不需要帮助。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全部精力只需要在政治领域里拥有活动范围。”泰戈尔认为在解决印度的社会结构问题之前，谈论印度的民族问题都是奢谈。
读完此书，对比一下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鲁迅（或者印度也有鲁迅一类的人物，中国也有泰戈尔一样的人道主义作家，只是因为两国政权的宣传选择性不同导致了我们的错觉），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两个国家100多年来的历史是如此不同了，印度的民族解放是以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现代点的说法就是有点yy的精神）作为理想的，所以在强权的夹缝之中他们就失去了很多血性，但也许也是这个原因使得他们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革命和运动，也就是社会更加容易“和谐”了。
附：泰戈尔的一些成就
他所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
他凭抒情诗《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是泰戈尔1916年访问日、美两国时的讲演稿。（所以对日本和美国还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最近看了一些材料以后，对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经济史产生了兴趣，从今天开始准备研究一下。
首先是几个数字，都是在拉美跟苏东的转型对比：
（1）1990-1998年间，俄罗斯政府源于私有化的收入总计只有75亿美元，而同期巴西的私有化收入却高达667亿美元，这两个经济实体在这些年的平均GDP相似，但巴西的出售收入只占它的资本存量中很小的一部分。（World Bank 2000,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pp.186-187）。由此有一个好奇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表现如何呢？（按照目前的趋势，光是四大国有银行这一波私有化就会给中国政府带来400亿美元左右的收入，尽管中国政府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本金）中国政府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用于对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补充，那么巴西政府的这部分庞大收入（约占其同期GDP的10%）是如何分配的呢？
（2）另一个有趣的国家是智利，这个国家一直被西方国家标榜为自由主义改革的成功典范，并把它与香港并列。但是，如果看过它的真实经济表现，这个印象可能就要大打折扣了。大家熟悉的“休克疗法”其实早就在智利实践过，而实施这个策略的是一群被称为“芝加哥弟子”的知识分子，在皮诺切特执政的前几年，他们狂热地追求预算平衡和私有化（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军政府的最优选择了），导致了经济的衰退。事实上，在阿连德政府期间（1970-1972，1973年发生了政变），1972年的GDP比1969年提高了10.4%，而在皮诺切特执政的头10年（1974年到1983年），整个经济（因为经历了两次衰退）也只增长了13.7%，然后才进入了世界银行所称的智利“模范时代”，连续十五年的高速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智利的增长成果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辉煌，更是无法跟香港相提并论。而且，在整个皮诺切特政府期间，政治体系也跟1990年代的俄罗斯很相似，财政部长不停地切换，而总体经济则是发生了两次比较大的衰退。（即使在时间上也很相近，尽管幅度比俄罗斯的要轻得多，而俄罗斯现在也开始新的一轮似乎可以持续的增长了，时间上也差不多。）对于智利的“休克”疗法，以及休克过后的成功，我们关注得实在不多，也许需要对这个国家进行深入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俄罗斯未来走向的认识。
1960年代的时候铜矿出口曾占智利国家收入的2/3，现在这个比例不详，但估计也很大，所以铜矿价格的变化也许比这些所谓的制度性因素更有解释力，正如石油价格至于俄罗斯一样，而这些大宗原料价格制定机制的背后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好好研究，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体系，经济变量只是更多复杂现象的体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