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新纪事

9月29日的“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上有一篇署名Frank Hsieh的文章，文章题目是：Guiding China Towards Democracy。这位Frank Hsieh就是台湾的行政院长“谢长廷”，一个“总理”级别的人居然在商业报纸上发文，可见台湾领导人对于媒体的重视。当然，这也许也说明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少，不能到什么正式的政治场合去演说，只能在商业报刊上展示一下了。
文章主要是借纪念二战结束六十周年，出来说要争取和平，然后当然是谴责大陆了，说超过700枚导弹瞄准着台湾之类的。接着把台湾和大陆并列为世界上两个中国人社会，而台湾是其中首先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所以说台湾有义务和责任帮助大陆走向民主。然后说因为只要实现了内部民主，才能防止大陆走向扩张主义。最后还说，台湾应该致力于参加世界各个民主社会对于中国走向民主进程进行监督（supervising）和引导（guiding）的活动中。最后是说，两岸应该谋求双赢和并存。
btw，看来所谓的“民主制度国家之间五战争”这样还没有结论的东西还是经常被人引用的，这个东西值得探讨一下。

谢长廷,1946年5月18日生于台北市,为民进党创党党员之一。学历:台湾大学法律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日本东京都大学博士课程结业。曾任：民进党中常委、台北市“议员”、台当局“立法委员”、民进党中评委主委、民进党党主席、高雄市市长等职。现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从他的经历看，日本情结应该不少，这篇英文文章肯定是别人代笔的。

最近看了房龙的《荷兰共和国兴衰史》，房龙（von Loom）在荷兰出生，后来到美国求学并工作，著述颇丰。
从他的书里，你可以明显看到一个旧时代辉煌国度的人到了新世纪的大国后，对于祖国过去辉煌的种种追思。荷兰曾经的辉煌建立在商业的繁荣上，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赋予了人民一种天生的商业触觉，四通八达的运河早就了内部交通网络的完善，也培养了这种触觉。在17世纪乃至18世纪，这里也许是全世界交通最方便的地区，运河上当时甚至拥有了定时的班船，这在那个年代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没有足够的物流和人流在支撑的话，这种交通系统是不可能建立的。
但是，商业国是不足以统治世界的，尤其荷兰还是一个商业共和国，这就意味着它只能重蹈威尼斯的覆辙。
荷兰在当时的欧洲有着独特的制度，那就是共和国制度。从房龙的书里看得出来，他认为这种初等的共和制度是导致荷兰最后没落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个商业国家和一个小国，繁荣和安全都系于与周围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共和制度却导致荷兰难以作出抉择。当英法之间发生战争，荷兰面临着选择，这时候所有的外交问题都被联合省议会推给各个省议会，然后省议会又推给城市议会，最后，当他们达成共识的时候，也许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样，荷兰就得罪了所有交战的大国。
另外，联合省制度还造成了公共品供应的缺失，比如像国防这样的公共品，尽管按照制度要求应该是每个省都来分摊费用的，但到了最后只有一两个最大的省还拥有一点自己的舰队，但是这些没有联合起来的海军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国家的军队抗衡，也无法保护自己的商队。就是这种现在常见的“扯皮”现象导致国家职能的缺失。
总之，在这种制度下，由于中央的不够强大（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国家的职能和反应都无法高效运转。
联合省衰落的最后一个原因就是食利阶层的形成，联合省的居民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凭借着阿姆斯特丹在当时的金融中心地位，可以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这让新一辈的联合省人缺乏了上进心。而且资金全都贷给了英国和法国，反而导致国内投资的不足。当时，作为一个小国，只有100多万人口，根本不可能在全世界跟当时有着1000多万人口的英国全面抗衡的，这也是荷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Penn World Data (PWD) 采用PPP方法的一个全面的数据库，全部免费，更多用于对宏观理论问题的探究。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DI) World Bank的一个数据库，比较全，但只有最近5年的数据是免费的。
http://www.nationmaster.com/我认为是找横截面数据最方便的网站，历史数据如何还没检验过。
http://www.econstats.com/中的world bank数据库（global econdata）比较全，比world
bank主页的还好，就是字比较小。

另外的方法当然就是到各个国家的统计局网站上找了。

公司占领的殖民地和时间：
1605年，安汶岛（香料群岛中最重要的岛屿）；
1619年，巴达维亚（雅加达）；
1624年，福摩沙（台湾，1662年被郑成功赶跑）；
1638年，锡兰（斯里兰卡）；
1641年，马六甲；
1652年，毛里求斯和开普敦；
1663年，印度的Cochin；

公司取得的其他主要外交成果：
1641年起独家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
在泰国、印度的苏拉特邦、也门和波斯的港口设立了自己的贸易代表处。

公司的辉煌数字：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将近两百年间，总共向海外派出1772艘船，约有100万人次的欧洲人搭乘4789航次的船班前往亚州地区。平均每个海外据点有二万五千名员工，一万两千名船员。
到了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五万名员工、与一万名佣兵的军队，股息高达40%。
认购股份的热潮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共释出650万荷兰盾供人认购，当时的10盾约等于1英镑，而1660年代荷兰一位教师的年薪约280盾，光阿姆斯特丹一地就认购了一半的股份。

公司的成功与国际化运作
公司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成功的垄断了香料贸易，而这是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利润最高得的领域。通过一系列勇敢的行动，公司取得了在香料群岛的独占地位。利用这种完全的垄断地位，公司完全控制了香料的生产。通过控制产量抬高价格，公司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保证了香料贸易的高利润。（如为了控制产量，公司强令印度尼西亚人在安汶岛上扩大种植丁香的面积，而把安汶岛以外的所有丁香树一律砍倒，而且对香料一律统购统销。一个非常好的垄断案例。）
公司的成功还被认为与公司亚洲总部的创始人Jan Pieterszon Coen密切相关。Coen是一个图谋长远的人。因为从欧洲到亚洲的路途远，时间长，风险很大，这就使得贸易中转站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债务负担很重；Coen通过让公司开辟新的航线，参与到东方贸易圈中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参与东方贸易圈，公司可以在东方的内部贸易中筹集到足够的流动资金，从而化解了公司的风险。另外，Coen还一直同那些见好就收、就地分钱的股东们做斗争，认为“公司的存续完全是扩张利润支持的，如果没有扩张的胜利，公司很快就完蛋。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与耐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是最早实现本地化经营的公司，可能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

公司的利润率和分红情况
由于公司完全垄断了香料来源，所以利润率很高。如1632年，7艘香料船从印度回到荷兰，香料销售收入为1000万盾，而全部成本只有300万盾；有些年份香料的销售利润更达到了1200%。
从1602年公司成立到公司停发股息的1782年，平均每年股息高达18%。据估算从1602年1782年，东印度公司总共交给股东利息232200万盾，等于股本的36倍。
如果运气好，一张3000盾的股票在80年中获得的股息高达107665盾。
（非常惊人的利润率。）

公司在东西方贸易中所占的贸易量
1。直到法国人成功盗取香料种子的1770年前，公司完全垄断了东方的香料贸易；
2。公司同时参与了其他一些商品的东西方贸易，并占据重要份额。如在18世纪的100年间，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达到6000万件以上；而1729—179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便运销瓷器达4300万件。（也有运往东南亚的，并非全部输入欧洲）。另外一个例子是茶叶，从1776年起，广州输出茶叶分配如下：英国600万磅、荷兰450万磅、法国210万磅、合计1500万磅，荷兰东印度公司占据30%份额。
3。公司还同时是亚洲内部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如很长时间以来，公司都是日本唯一的外贸交易对手。

公司倒闭的原因：
随着香料贸易垄断局面的打破（法国人成功盗取了香料种子并在其他地方移植成功），公司的高利润时代过去了；而与英国的战争导致公司陷入了困境；同时，公司面临着臃肿的组织结构，大量的雇员和要塞，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最终导致公司破产。
1782年开始停发股利，1798年被共和国接管。1799年12月31日宣布解散。
（公司和所有现代公司一样患上了大企业病，看来如何防治大企业病确实是一个永恒的公司治理问题。）

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公司成立的背景：
由于目睹了葡萄牙人在东方贸易上获得的巨大利润，从十六世纪末一些荷兰的滨海城市就分别派船到东方贸易。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彼此互相竞争的结果是买贵卖贱，赚不到钱。于是，在1602年，由国会特许成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n Company，其荷兰语名字为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让相关的港市以商会的名义入股公司。这家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
她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家跨国公司和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公司。
（公司成立的背景就是为了摆脱恶性竞争，而目前中国在很多出口领域就存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企业的恶性竞争问题，也许可以引以为鉴。）

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股东
公司的初始资本（start up capital）是6,424,588荷兰盾，由Amsterdam, Zeeland, Rotterdam, Delft, Hoorn and Enkhuizen这六个城市（Zeeland是省）的商会（不同城市的股东通过商会来持有股份和行使投票权利）组成，他们的股份构成如下：
Hoorn 266868
Delft 469400
Zeeland 1300405
Amsterdam 3679915
Rotterdam 173000
Enkhuizen 540000
TOTAL 6424588
在最初的358名股东中，有很多敢于冒险的小企业家。而在VOC的股份注册单中，1143名tenderer（投标者？）中有39名德国人和不少于301名的比利时人。（公司一开始成立的时候股东结构就已经是国际化的了。）

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组织方式
有一个董事会，可是由于人员较多，所以公司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一个名为“十七先生”（Heeren XVII）的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与股份构成类似，Amsterdam占8名，Zeeland占4名，其他城市共4人，还有1个人由Amsterdam以外的商会轮流担任。任何一个商会都没有绝对控制权，但在实际中，公司的运作还是控制在Amsterdam手中的。（尽管Amsterdam在股份数量上超过半数，但为了制衡其权力，在最高决策机关中其投票权利仍然少于半数。）
每个商会监督并装备自己城市被允许派出的商船，而每个商会允许派出的商船是根据其股份总额分配的。
（从这个组织方式可以看出，公司的运作仍然具有地方主义。）

Mexico Builds Trade Ties With China

Published: September 13, 2005. by NYTimes

胡锦涛访问墨西哥，和墨西哥总统签署了一些小的协议，包括税收互惠的协议和一个将来允许中国公司在墨西哥开采矿藏的框架性意向书，以及可以通过墨西哥出口的葡萄换取中国的梨。在平和的气氛下，其实是两国敏感的关系，特别是在贸易方面。
中墨之间的进出口比例是31:1，而且除了正规渠道的商品以外，还有大量的走私品在墨西哥国内泛滥。同时，中国还把墨西哥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的位置上挤了下来，日益取代墨西哥作为美国轻工业产品主要供应国的地位。
而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中国正在美国的注视下跟很多国家签订了矿产资源的合同。在墨西哥，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墨西哥的宪法规定外资是不能进入其国家石油公司的，同时墨西哥也缺乏丰富的铝、铁矿石资源。
墨西哥总统Fox希望中国能在缩小贸易逆差以及打击走私上出力。其中的措施包括两国直飞航线的建立和让墨西哥成为中国公民团队旅游的目的地。

还提到的一个小插曲是胡锦涛在参观参议院的时候被困在电梯里15分钟，外国元首居然被困电梯，这种事情在中国不可想象，可见中国的基础设施在发展中国家中确实是顶尖的。

both legal and contraband
the thriving market in smuggled Chinese goods 关于走私品的两种说法
the yawning trade deficit and the dumping of contraband Chinese goods
~~~~~~~~~~~~~~~~~~~~在美国谈论的最多的中国问题

hegemony 霸权
“And what we are looking to do is to see this re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ies and no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

说说贾平凹在访谈节目上给我们讲的一些小故事，也算是此行的收获了。
1。家乡人对于贾平凹的评论：“像他那个水平的人，我们这里可以拉出一车子。”（这句话我是相信的，中国五千年的文明所孕育出来的民间力量是伟大的，但是这种力量却往往用于内耗之中。）
2。贾平凹治愈乙肝的几招：
（1）与自己的肝脏聊天，因为他认为人的每个器官也都是有生命的，应该多给他们说好话，平时也要注意爱护他们，才能鼓励他们好好干活；（这应该算是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方法吧，我也是相信的，人虽然是高度进化的生命，但各种器官之间的协调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2）每天多干好事，干了好事心情就好，心情舒畅身体也好；（也许是心情好真的能分泌一些什么激素？但是确实挺过很多类似靠好心情来治愈不治之症的例子。）
（3）每天早晚吃大量的（15颗？）的维生素丸，这就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了。
3。《废都》书稿的神奇经历。当年《废都》书稿写好以后，贾平凹住在一个简易的住处，一天因为忘关水龙头而导致水淹三军，但是家里淹成了泽国，很多东西都被淹了，而放得很低《废都》书稿却奇迹般的只是湿了一点点。
4。与三毛的故事，两个互相有联系的作者。三毛去世后，在鸣沙山那里弄了一个衣冠冢，贾平凹去凭吊了，他不知道衣冠冢的所在，于是默念，五分钟内将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出现，她所经过的地方即冢之所在。结果，真的遂他所愿了。然后用香烟凭吊，香烟又烧得很快，他断定是三毛地下有知。还来了一支蜘蛛，蜘字的右边是“知道”的知，于是他又断定是三毛地下已经知道他的到来了。（文人想象力果然丰富，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能激发如许的想象力。）
5。最新即将完成的一部作品可能叫做《我的城市生活》，是描写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依靠捡破烂来维持生活的故事，他给我们讲述了农民工的艰难处境。也许，以贾平凹的功力，这部作品真的很值得我们期待，那种触目惊心的感觉真的需要我们城市人去体会，城市化和如何城市化是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今天去香山附近的一个地方参加了“鲁豫有约”对贾平凹的访谈，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的现场录制，说说自己的感受。
首先我们这些观众完全就是摆设，还以为能有点互动之类的东西，结果主持人和嘉宾一访谈完马上就走了，根本没有留下任何机会给我们这些热心的参与者。可要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还专门在这几天恶补了贾平凹的小说，准备提问的呢。
现场的导演二十来岁，倒是挺会搞气氛，在主持人出来之前的二十分钟无聊时间里把观众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了，还和音响师配合了一下，玩了一些小把戏。观众中间还蹦出一个号称是藏族的舞蹈老师，跟这个现场导演两个人一唱一和，真有点像小品，逗得我们笑得不行，看来艺术果然来源于生活。只可惜像这种讲故事的访谈节目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力（呵呵，没有什么现场乐队给我们提神，凤凰台真是够小成本的），到后来很多观众还是昏昏欲睡了。
访谈的内容其实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关于贾平凹的访谈内容很相近，看来贾老师也是拿着一套讲稿到处讲课的类型，感觉贾大作家不是很善言辞。当然了，还有那句著名的话：“普通话是普通人讲的，我不讲。”所以从头到尾都是用陕西话在讲，听得我等非常难受，更拉近了我们与周公的距离。
在访谈中，还不是插播一下关于贾平凹的小故事，台上的两个人得以利用这段时间喝口水，整个节目的录制非常紧凑，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这点倒是让我佩服他们的高效率。
摄像机的镜头主要都是在捕捉观众中清亮的面孔，当然被捕捉到的面孔都必须全神贯注的听着故事了。
下面说一下贾平凹所讲的故事中的一些出彩的地方。

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可能知道为什么了，并不是简单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变量的变动范围，也不是因为很多理论模型中需要对变量来取log来取得弹性这个比较容易解释的概念，而是这样做可以让绝对量和比率这两种在回归中经常出现的变量可以取得同样的度量。
因为对于一个绝对量X来说，d lnX=d X/X，是一个变化率的概念，而在很多回归中经常需要把绝对量和一些比率放在一起，那么对绝对量取ln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两者之间在度量上的差别了。
举例：GDP是一个绝对量，d lnGDP就是GDP的变化率；如果同时有失业率y在回归方程之中，则d y也是失业率的变化；于是d lnGDP和d y都代表着一个比率的变化速度，在度量上就是同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