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Academic' Category

铁路上的广告市场

Wednesday, August 31st, 2005

从上海到广州的火车上发现了一本广告杂志,有点意外,想不到现在铁路也能像航空那样有自己的广告杂志,确实,对于旅途中百无聊赖的人如我等,这样一本杂志的广告作用不可小视,而且这本印刷精美的杂志最后也被我对铺的兄弟拿走了,宣传效用又扩大了。
其实铁路上的广告一直都是一个待开拓的市场,铁路长途旅行是很容易无聊的,想想看卧铺车厢里多少人在无聊的看着窗外那并不漂亮的风景,有多少人看那些生编滥造还十块钱一本的故事书就知道这段时间的无聊了。终于,上海人先走了一步,把铁路挣钱的方式又开发了一种。听说在飞机上负责发行杂志的公司都是垄断经营的,利润率超高,不知道铁路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各位有意的人士估计可以开始跟各个铁路公司联系了。
其实除了列车上以外,列车外也是大有可为的广告市场,不过这个市场现在一般都被那些在墙上油漆的小广告所占据,对于铁路来说,这样一个大市场无法有所作为确实是个问题,当然了,谁也不会希望将来的列车完全行驶在广告走廊之中,应该想一个怎样的折中办法值得思考。
对于铁路沿线的城市来说,随着停靠车站数量的减少,现在的旅客大多已经不知道经过的站名了,这些城市在铁路上的知名度也因此下降。在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不同地方都比着招商引资的年代,知名度何等重要。其实旅客们都很好奇自己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如果地方政府在车站附近树立一个很大的宣传本地的广告牌,估计宣传效果比在央视做广告还好,因为人家毕竟“亲身”经过了这个地方,更有体会。

中国:以退为进(翻译)

Monday, August 8th, 2005

中国:以退为进
by Keith Bradsher, Aug 3, 2005, NYTimes
“以退为进”这是孙武2500年前写下的话,正好符合中海油这次放弃对优尼科竞购的场景。
对于中国公司的收购,美国人的担心包括了从制造业岗位流失、高油价到能源安全等等的所有东西,而当国会破坏了这次收购以后,事件背后的经济基础因素仍然存在,包括了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处置和中国对于进口石油的热切渴望。
也许最立竿见影的影响是中国公众对美国的态度。中国的国营媒体把这次收购渲染为一次纯商业运作。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教授说:“这是一个可以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标志性收购,但显然,大家现在都感到了某种失落。”
中国官方也面临着如何处置由于收购失败而给国内带来的潜在影响。当然,中国官方不可能以年初对待日本修改教科书那种态度来对待这种事情。一种担心是中国的石油公司会更倾向于投资像苏丹和缅甸这样的反美国家,同时也会从俄罗斯和伊朗购买更多石油。但是,专家们认为中国政府的表现会更为务实,他们不会抛售美国证券,也不会放弃收购外国品牌、技术和能源资产的长期努力,而会对美国采取一些微妙的商业报复行为,比如向空客下一个大订单或者在石油领域对BP和壳牌作一个大的让步。
中海油的退却甚至可能促进那些政治敏感程度较低的收购,如最近的南汽对罗孚资产的收购。

能源方面。一些能源专家甚至质疑中国的能源政策,认为购买海外油田并不见得能增加中国的能源安全。“也许价格比油田储量更为重要。”
另一位能源专家认为,中国公司仍将继续他们的步伐,一步一步地收购海外资产。
外汇储备方面。中国高达711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需要投资,而目前这些资产投资于美国证券市场,每年收益率为个位数,尽管每年的收益总数很大,但仍在中国国内遭受很大的争议。中海油的收购则可能为这些储备提供另一个商业机会,因为中国在春天即将结束之时宣布将向一家大型国有银行注资150亿美元,而这家银行将转而为中海油的收购提供60亿美元贷款。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争取最大化这些外汇储备的收益。
而在中海油之前,海尔也退出了对美泰——一家深受工会影响的美国家电企业——的争夺。这宗收购同样面临了政治压力,尽管相对来说小一点。而联想则成功的完成了对IBM PC部门的收购。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一个教训就是中国公司更有可能完成那些不直接触动美国大经济集团利益的收购。海尔的收购挑战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利益,这个工会可能是美国最大和最有政治影响的工会组织。而对优尼科的收购则让雪佛龙感到不安,这家公司在国会中进行了积极的游说来阻止中海油并让自己最后成为收购的胜利者。
相关人士说,中国公司在收购美国公司时应该更谨慎。比如对石油公司的收购,由于这个部门的战略重要性,就需要格外小心。而在收购劳动密集型产业时,因为一些敌意政客担心中国会把生产部门搬回国内,所以中国公司也要十分小心。
中海油也学到了重要一课,他们不但应该把注意力放到华盛顿的公司高层那里,还应该同时把注意力投向华盛顿的国会山。这对于中国的官员来说也许有些困难,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立法机关只是作为橡皮图章来执行领导意志的国家里。
据一个接近中海油这次收购的人士说,中海油的顾问在开始竞价之前主要征询了管理层的意见,并没有遇到强烈反对;但是他们没有同时尝试向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征询意见,尽管这可能要麻烦得多。
80年代,日本的公司在面临美国的保护主义时,雇佣了数以百计的游说者,其中包括很多前政府官员。而像中海油这样的中国公司则很少这样尝试。
Andrews-Speed先生说道:“教训就是,当你参与了一个大收购行动,在宣布任何事情之前都是有大量工作要做的,而显然他们(中国公司)并没有做好政治方面的工作。”

不要担心中国而是向中国学习(翻译)

Monday, August 1st, 2005

Don’t Worry About China. Learn From it.
July 31, 2005, NYTimes

(总体上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篇对于中国的静态判断,作者对于中国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但是通过数据来反思一下,对于我们清楚地认为自己还是有好处的。还有作者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担心和畏惧并不能带来什么,只有向对手学习才能提高自己。)

作者认为媒体对于中国威胁的炒作是愚蠢的行为,有点类似于媒体和CIA在1957年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以后的炒作,当时的言论认为苏联将很快成为世界技术和经济的霸主。这些言论都是基于一系列错误的假设和大量的臆想之下的,显然这些预测都没有成为现实。

作者认为通过数据判断,中国的GDP规模仅有美国的六分之一,而人均GDP更仅有美国的30分之一。而CIA中的经济学家使用了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以后,作为最乐观的估计,中国的GDP现在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人均相当于美国的15%。但作者同时也认为这种衡量标准一定程度上是比较可笑的,因为在美国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拥有占地四分之一英亩以上的大住宅,三个以上的卧室,空调设备,而在中国只有最富有的10000个家庭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这似乎低估了中国的情况,而且也没有看到中国和美国在制度上的差别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差别)

然后作者对中国进行最乐观的假设以后,比较了两个国家的将来。按照目前中国9-10%而美国3%的增长速度增长25年,然后采用对中国最乐观的CIA的购买力评价数据,2040年中国的GDP仍然赶不上美国($65k vs. $84k)。如果采用的是现价汇率GDP的话,中国到2030年大约可以达到美国的六分之一,这一切假设的前提是中国要维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25年,而这是史无前例的。即使这成为了事实,中国人也要在他们的曾孙辈才能赶上美国,所以现在的美国人根本不必担心。(事实上,按照人均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过去25年的增长速度大约为6%,而用人民币衡量人均GDP增长率约为8%。)

最后,作者认为,邻国变得更好对美国只会更好。(如果美国人都这么想就好了。)外国人变富以后,会让美国人分享到更多增长的好处。而在目前,美国人应该学习中国,更多的投资在人力资本上,更多的储蓄和投资。担心、害怕和嫉妒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好处,而从我们的朋友——中国身上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这句话是多么的似曾相识。)

看看美国人是如何通过中海油事件来看待中国崛起的

Wednesday, July 27th, 2005

纽约时报7月 24日的文章

谁在畏惧中国公司

William A. Reinsch,一个自诩的自由贸易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正在上升的地位表示欢迎。而且,他是全国贸易协会的主席,这个成立于1914年的组织致力于促进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真的,当他在克林顿政府中担任高级贸易官员时,他就被一些安全专家指责在对华关系上太软弱,因为他们认为他把商业置于国家安全的前面。

在收购优尼科公司的事情上,中国方面曾经萌发过和一家美国公司结盟的想法,但后来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即使是Reinsch先生,也对于中国收购优尼科——一家中型的美国石油公司——的企图感到不安。对于优尼科的收购结果还不确定,而在上周,这家公司的董事会对雪佛龙公司提高的报价表示了热烈欢迎。而中海油,一家由政府背景的中国石油公司,报价仍然比雪佛龙更高,而且随时可能提高他的赌注。

如果中国人的报价持续下去,Reinsch先生将愿意看到对于这宗交易的一次全面国防安全调查,这次调查将超越一般对于武器的关注,而包含了能源安全。“我们的陆军,海军和空军都需要石油”,他解释说。

石油是最终的地缘政治商品——它是一种“战利品”,“战利品”是Daniel Yergin给他关于石油和国际政治的著作起的书名。即使中海油的收购尝试落空,这次举动仍然把关于中国挑战的两个方面都展示了出来,并放到了政治讨论的聚光灯下。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引擎,同时又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力量。更形象一点,中国是一个拥有军队的沃尔玛。

这两个方面并不能截然分开。那些关注于经济方面的人会看到伙伴关系、合作,尽管关系紧张仍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而国防专家则倾向于悲观,他们预期这两个相差甚远的政治体的将来是战略冲突。

在中国,根据中国分析家的说法,同样也有两个阵营——鹰派和经济现代化派。现代化派认为中国将会加入美国的阵营成为21世纪的第二经济大国,而这两个国家将分享贸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鹰派则认为这种想法过于天真,他们焦虑地认为美国的政策就是继续维持单极世界并阻止中国的崛起。所以依据鹰派的说法,中国的对策应该是腐蚀美国的霸权,降低美国阻挡中国崛起的力量。

中国的这两种声音在最近都有体现。两周之前,一个中国的高级军事官员,朱成虎少将说,如果美国军事介入台湾冲突,那么中国就应该使用核武器来对付美国。而同时,迫于美国以及其它贸易伙伴的压力,中国在上周四宣布人民币不再盯紧美元。(中国的汇率改革)是一个逐步的过程,而不能马上对于舒减中国的庞大对美赤字起作用。但是这个行动是弹性以及融合的一个信号。

“到底我们是把双方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对手还是看到一个双方都能从中获益的全球化社会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Kenneth Lieberthal说道。这位作为UMich商学院教授的中国问题专家还说,“到底我们选择哪个框架,将会影响很多很多的决策。”

这就是中国问题:到底中国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威胁?抛开其他不说,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显示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想法是多么的不确定,而且这种不确定的焦虑是多么深,不管是在国防方面还是在贸易方面。

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华盛顿看作是一个吹牛工厂,但是这次国会中的声音是很清楚的。各种决议和立法建议权都对中海油的收购持批评态度,在白宫和参议院里这些东西已经堆积如山,包括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个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Richard W. Pombo提出了一个要禁止中国公司收购优尼科的决议,因为“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国防安全”。决议以398:15的大比分通过了。

来自北卡的民主党参议员,Byron Dorgan,起草了三个反对中海油收购的立法条款,包括了呼吁对这单收购进行六个月的国会调查以及直接禁止这个交易的法案。Dorgan先生站在自由贸易的角度来反对中国人的行动。他说:“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一家美国公司收购一家中国石油公司,那凭什么他们能够收购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呢?”

而且来自中国的收购还激发了Dorgan先生对于贸易和全球化更深层次的担忧。他谈及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中国的盗版者非法盗取美国电影和软件的问题,像天文数字一样膨胀而且看不到尽头的对华贸易逆差问题。Dorgan先生说:“贸易应该是双边受益的,但是在对华贸易上却不是这样子。”

国会中的这场纷争增加了中海油收购意图的政治风险。中海油的报价是185亿美元,仍然高于雪佛龙提高报价以后的170亿美元。但是华尔街的分析家认为中海油应该继续提高报价才能获得胜出的机会,因为为了补偿由于政府调查而带来的交易延滞甚至是收购因为华盛顿的干预而流产的可能性都意味着中海油应该付出一笔可观的溢价。

尽管这可能只是极端情况,但是根据宪法第8部分第1款国会确实是有权“规范与外国之间的商务活动”的。“我的感觉是国会肯定不会坐视中海油收购的通过,”美中经济与安全展望委员会的主席C. Richard D’Amato说道,“这就是政治现实。”

中海油和他的咨询者误读了华盛顿的政治环境。傅成玉,中海油的董事长,南加州大学的硕士毕业生,对于政治批评的紧张形势感到惊讶。事实上,如果中海油能够联合一家美国公司一起竞标的话,他们的道路也许要平坦很多。而根据一位接近公司的人士说,中海油曾经考虑过联合一家美国公司一起收购,但这个建议很快就被否决了。

这位人士说,这个方案就是美国伙伴公司将收购优尼科的美国资产,而中海油将得到收购的大部分战利品——优尼科在亚洲的海上天然气田以及在海上油气开发方面的经验和产量。这些天然气储备和技术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战略性的,因为中国的目标是逐步减轻对煤的依赖,到2020年使得天然气的发电量占到全国总发电量的20%。引用这位人士的话:“他本来不应该让这样一次大举动从一开始就具有攻击性,而是应该先跟一家美国公司联合起来以减轻威胁性,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大棒变得柔和一点。”

也许上面的看法是对的,但很多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则认为美国对于中海油收购的态度说明的更多是美国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担忧。“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于全球化的担忧。”前里根政府的贸易官员,现任华盛顿的经济战略学会会长的Clyde V. Prestowitz这样说道,“我们今天在经济上已经高度依赖中国,而正是我们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道路。”

华盛顿全力推进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并促成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美国的公司把很多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中国的工厂。美国的消费者年复一年地疯狂采购中国商品,他们购买在那里生产的衣服直至电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年录得1620亿美元的对华贸易逆差。中国现在坐拥7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储备大部分都是美元。他把这些美元中很大的一部分又拿到美国,投资在美国的国债上,而这帮助美国的利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维持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Prestowitz先生最近还写了一本描述财富和权力向亚洲转移的书——《30亿个资本家》,他说:“中国用来收购优尼科的钱是我们给他们的,而现在我们又告诉中国人,你们只能把你们的钱投资于美国国债,而即使是一丁点儿的钱也不能用于投资一家美国石油公司。这实在是令人困惑,而且显得伪善。”

当其他人觉得迷惑的时候,克林顿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局长R.James Woolsey却看到了反击中海油的战略重要性。石油是一种全球交易的商品,Woolsey先生承认这点,但他还认为,石油也是一种战略资源,这种资源的市场正由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需求量增长而变得日益紧张。Woolsey先生强调,这还是在没有考虑中东的某个重要油田可能会受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前提下。

同时身为Booz Allen Hamilton咨询公司副总裁的Woolsey先生还说:“中国正现实地假设将会出现石油的短缺。”

对于中国,Woolsey先生看到的是一个具有挑战美国的军事野心的国家,以及一个漠视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政治体系。用Woolsey先生的观点来说,中海油是“共产主义独裁”的一个公司载体而已。

中海油的举动,根据前里根政府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Frank Gaffney Jr.的说法,是为了确保中国拥有实现国家目标的资源的其中一步。“中国的战略就是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经济强国,如果有必要,中国也会在军事上打败我们,”身为安全政策中心主任的Gaffney先生如是说。

对于William Blair公司来说对于战略的担忧要小得多。直到最近,这家设在芝加哥的投资公司依然是中海油除中国政府以外最大的外部股东。但是这家公司在最近几周里卖出了价值1.6亿美元的股份,公司里的一位基金经理,David Merjan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担心中海油正变得越来越像一家国有企业,而不是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那样最大化股东的权益。

Merjan先生说,对于优尼科公司的高报价增加了他们对于中海油独立性的质疑,他说:“如果中国要把像中海油这样的公司股份卖给外部投资者,他就不应该再让这些公司为中国的经济政策服务。”

中海油对于优尼科的追求,看起来更像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部分。中海油得到了政府很多的支持,包括了7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而这些贷款的条件是西方石油公司无法得到的。相应地,中海油就愿意付出更高的价钱。是的,中国正把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油气资源作为国家的优先政策。但是也要看到,这些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尽管用美国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相比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有着过多的中央控制。

Lieberthal把它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乐观主义者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和中美经济之间持续的融合将会促进双方的利益。中产阶级的日益富足,受教育人口的增加将最终成为民主自由化的动力,就像台湾和韩国发生的那样。

“我百分之一百地肯定我是对的么?不,但是我愿意跟你做一个长期的打赌,”Lieberthal先生说,“但是如果我们任由那些认为中国和美国必然会成为敌人的悲观主义者主导政策的话,那么结果就会变得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

关于人民币升值

Friday, July 22nd, 2005

昨天刚一听到也很惊讶,但一看,原来是绑定一揽子货币,其实也是预料之中。
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就在一个研讨会上听到,趁着现在美元比较强势一点,顺势改变汇率制度,而且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不是特别热火的时候升一下,是不错的选择,当时我就觉得是不错的选择。
但谁知道国外的那些游资会不会也这么想呢,反正今年以来流进来的游资也不少。
还有就是布什居然在上几个星期给人民币升值提了一个deadline,在8月之前一定要升值,好像以前还从来没有提出deadline的吧,所以估计就差不多了。嗬嗬,都是事后诸葛亮。
早上看了economist上的文章,觉得还不错,就不辞辛苦的翻译过来了。

关于俄罗斯改革的书(续2)

Sunday, May 8th, 2005

对书中的一些摘录和小小的点评

俄国的反危机措施(1998年经济危机时)
在巨大的国债危机前,俄国的经济终于崩溃了,这一天是1998年8月17日。
先后上台的是基里延科,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政府。前两个政府的纲领都没有被议会接纳。(评论:如果这是在中国,不知道这些政策会不会被否决呢?)
基里延科政府的反危机纲领单一强调解决预算和金融部门存在的问题,主要的办法是压缩政府的开支和举借更多外债。首先,把更多的预算开支动员出来偿付国债。显然,政府不但没有去铲除国债危机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危机的原因,而且还计划继续不惜一切代价的执行支撑国家短期债券和联邦长期债券“金字塔”的路线。这就是说,要牺牲未来的预算收入,或者牺牲未来的几代人。(182页)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措施还包括向外国举借200亿美元的新债务来支持卢布汇率和为国家履行债务义务担保而且,要用外债来取代内债(尽管外债的成本也许要低一点),但这个政治风险太大了。国家借内债和外债的区别:借内债如果无力偿还政府和央行可以有很多克服困难的方法,包括债务重组、本币贬值、延期支付等。如果是外债无力偿还,采用什么手段来克服就得听命于国外债权国和IMF,他们采用的手段包括从查封账户到迫使俄罗斯在贸易、土地使用权、自然资源控制等方面交出自己的国家主权。(183页)(评论:和满清时代的中国何其类似)
在卢布面临贬值威胁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将不惜伤及生产领域的投资,提高利率,以减少从事俄罗斯国家债券投机生意的非俄罗斯居民损失超额利润的风险。汇率变成了宏观经济决策中的最新崇拜物,维持汇率稳定现在被看成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188页)(评论:在经济决策中,当你盯住了一个目标不放,往往意味着你丧失了政策上的灵活性,也就丧失了很多解决危机的方法。)

切尔诺梅尔金的“经济独裁”计划:首先将债务和卢布贬值,然后将卢布汇率固定,实行货币局政策,将货币供应量与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数量挂钩。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丧失自己的货币主权。这个计划是在前阿根廷财政部长多明戈·卡瓦略的帮助下起草的,并且得到乔治·索洛斯的支持。在这种政策下,货币流通量将进一步缩小,生产企业将进一步萎缩,而同时俄罗斯将专门从事原材料生产的专业化分工。(195页)(评论:新自由主义对于落后国家确实不是一个适用技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伴随着新旧技术发展时代的更迭,资源会从旧技术发展时代的再生产框架流出,经过重新分配用于扩大新技术发展时代的再生产,同时生产能力也会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得到现代化的改造。而在指令性经济条件下,当新技术发展时代到来时,先前的技术发展时代还要同时被保留下来,而与之相关的生产体制和组织体制就成了旧时代的后盾。结果,国民经济具有多种技术发展时代并存并自我再生的特点,这个特点造成了技术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迟滞了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243-244页)(评论:我觉得这段对于前苏联的技术和经济滞后原因的分析十分透彻,换个角度说,这也是科尔奈所说的软预算约束的一种,计划经济中没有市场经济那种通过强制性的破产来未经集体“洗澡”的方法,是计划经济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于俄罗斯改革的书(续)

Sunday, May 8th, 2005

科尔奈曾经这样总结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中国更多地采用了这种方式,使得经济发展能够在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实现;另一种方式是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这是前苏联的方式。
从刚才提到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前一种方式的优越性。在一个完全没有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过市场的社会中,突然给每一个人发了一张私有化证券,这意味着什么呢?下面来分析一下。
由于一直运行在计划经济之下,居民都缺乏价格意识,社会上也缺乏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成熟的市场中介机构了。所有的居民相当于一夜之间被推向了市场。更甚的是,在俄罗斯,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小企业,这就意味着每个居民手中的证券无论在哪个企业中都只能变成很少的一部分股权。在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情况下,每个居民拥有这么一点股权,在和企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企业的经理)的谈判中处于非常劣势的地位,而这个时候又没有一个公正的机构(如政府认可的投资基金和信托基金)替这些居民进行统一的投资和管理,结果就是不可能有居民愿意进行投资(因为即使投资了也只能被内部人剥夺),私有化证券的市场价值非常低。这个时候,那些掌握了国有银行资源的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调动大量的国有银行资金到市场上超廉价地收购这些证券,从而控股私有化后的国有企业,然后以数倍的价钱卖给国外的投资银行。总而言之,由于市场制度的不完善,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市场,掌握了国有银行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这还真跟中国以前的情况有点相似。
市场之所以更有效率是因为她可以更有效的传导信息。但如果一个社会缺乏这种传导信息的机制,普通的居民根本就不可能享受到市场带来的好处,相反的,他会突然感到茫然无助。缺乏自信的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力的市场参与者。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中国的改革战略。通过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市场机制有可能由下而上的建立,这就使得各种相应的配套设施能够逐步完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市场的观念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思维之中。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了一个比以前快得多的信息和物质流动体系,只有流动,市场才能发挥它的配置作用。有一段时间国内甚至有人抱怨中国的信息硬件投资过多了,而我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发展市场所必需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所以信息容量更大,所以我们的信息沟通技术应该是最好的才对。当然了,说到这里,又得涉及到一些中国改革的瓶颈问题。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信息的来源应该是多元化的,媒体自由和监督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纵有很好的信息硬件措施,却在软件上落后得太多,缺乏了交流,或者说缺乏了一个公正的信息评价机制,市场机制的优越性还从何体现呢?
但是,另一方面,要有一个正确的信息处理和评价机制,我们必须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这样才能让大家的预期稳定化,只有稳定的预期,市场反映的信息才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加上俄罗斯的例子,我们就更能体会出邓小平“稳定压到一切”的思想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附一下关于俄罗斯经济从1989年到1998年这段下降时期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
按照1995年美元计算的GDP,1989年的时候是5608亿美元,而到了1998年最低谷的时候是3132亿美元,下降接近一半。
而按照现价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1989年的时候是10379美元,而到了1998年剩下6912美元。下降30%左右。
最后一组数据是按照现价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1989年的时候是15332亿美元,而到了1998年剩下10147亿美元,下降超过30%。(总数比人均数下降的更多是因为人口减少了好几百万)

读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改革的书

Sunday, April 17th, 2005

书名是《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和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作者是叶利钦政府的首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俄国国内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1993年9月当叶利钦宣布解散议会并废除宪法时是唯一一个辞职的内阁成员,辞职后一直作为反对党的成员活跃于俄罗斯的议会。
看了这本书,第一个感觉就是经济学绝对是有价值判断的。当1997年从外界看起来俄罗斯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切似乎都在按照西方的主流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得到好转,汇率得到了稳定,经济看起来有所复苏。但是如果按照作者的观点,这一切都是通过收紧货币供应而带来的,而收紧货币供应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经济中的流通货币太少,而导致了经济的去货币化,企业的贷款也更加困难。无疑,这样的经济是缺乏可持续能力的。于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赤字大量增加,只能举债。由于赤字的数量巨大,而货币量少,只能提高国债的利率,这就进一步吸引紧缺的资金投入到国债这一风险相对较低的市场上。于是,整个经济开始泡沫化,国债金字塔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直到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恰好是这个危机的爆发使得对冲基金的资金链出现问题,从而无法在东亚继续破坏。
从完全市场的自由资本主义看来,汇率的稳定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个目标的实现要付出的代价过高,这个目标就不应该再实施。
这与阿根廷的情况很相似。阿根廷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而放弃了自主的财政政策,结果由于自己国内的经济形势与美国的经济形势不相一致而导致了国家经济的萧条和债务危机。而且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方案是由阿根廷的前财政部长参与起草的。而阿根廷仅仅在此之后就开始了自己的金融危机。

关于粤语的一些资料

Wednesday, March 2nd, 2005

最近突然想起我平时老跟人宣传的粤语来源,觉得底气不足,所以今天就查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查了不少资料,看来还没有比较权威的说法,有几种意见和理论。

其中,叶国泉(这个名字很好)、罗康宁教授合作的文章《粤语源流考》似乎是比较有影响的说法。关于粤语的来源,他们在合作的文章《粤语源流考》中说:“粤语虽以‘粤’命名,却跟古‘百粤’的语音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古粤地的土产,而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的。”秦汉以来,大量的中原移民顺潇水——贺水古交通线来到岭南,并在西江中游一带定居、繁衍,并保留着他们所来处的中原古汉语。
“五胡乱华’及”八王之乱”使到北方270多年无日安宁,政权叠更,文化语言面貌大变,但岭南相对于北方稳定,反而有效地保留了汉语的原有特点,从而令到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自此以后,粤语最终形成自成之体系,就拒绝继续接受北方汉语的同化,而按照自已的自成轨迹独立发展….
好像根据网上的统计,这个结果流传的比较广泛。但是考虑到近来对于广信文化刻意的宣传和推广,我个人对此种说法的客观性表示怀疑。(广信在今天的封开、梧州一带,是汉代岭南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而且根据一般的看法,会认为现代的粤语跟唐代的中原汉语比较相近,如果按照上面的说法,粤语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开始脱离中原自立发展了,那么何以后来还能跟唐代的中原汉语如此接近呢?
个人看法,一种语言要发展起来,必须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比如跟外部的隔绝。这种隔绝,一方面跟地理条件有关,但我认为更多地跟政治关系有关,君不见日本只是统治台湾半个世纪就彻底改变了台湾的文化么?在历史上,岭南地区只有两次割据的历史,一次是西汉时期赵佗的南越国,一次则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这是粤语能够独立出来的两大时机。在前一次,由于汉族人的力量还很少,南越国基本上是依靠越人的力量来维持统治,所以要从语言上同化当地人似乎还不大现实。而在第二次,汉族人的比例肯定已经大大超过越人,汉语已经成为主导力量,这就为以唐代中原汉语为基础而进行的语言独立成为可能了。而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汉族的比例肯定还是不多的,因为当时的叛乱还是因为得到了当地土著冼夫人的支持才得以解决的,可见汉族人的实力还没有占到绝对的统治地位。根据我这些简单的假设,我认为粤语形成(脱离中原语音体系自由发展)与南汉时期比较合理。而且,随后的宋朝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的朝代,所以在这个朝代没有形成对粤语自由发展的扼杀也是比较合理的。(嘿嘿,这一直都是我宣扬的观点,没想到居然还真找到了支持材料。)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
JournalofChineseLinguistics(中国语言学报)Vol.25,No.2,
June1997,U.S.A.211-226
http://www.yueyu.net/lyb/Index.asp?page=211

从其中摘录一些如下:
粤语是怎样形成的?一般都会同意,是中原汉语传入岭南,与当地土著
人的语言融合而成的。
先秦之时,汉语对岭南已有一定影响(如视壮侗一苗瑶语与汉一藏缅语
有共同的祖语,作为亲属语言之间的互相影响当可追溯到更早),而汉
语大规模传入岭南,则自秦卒南戍起。史载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平
南越,后又发五十万人戍五岭。林伦伦先生(1988)根据汉代岭南人口
统计推断,指出这是个大大夸大了的数字,实际上远不可能有那么多。
秦失其鹿,岭南秦军首领赵佗(尉他)自立为南越王,而任土著人为官
吏,甚至从蛮俗改换服饰,“魋结箕距”(撮髻为椎形,坐时双腿前
伸,而不是保持中原正统的跪坐法),被陆贾面责为“反天性,弃冠
带”(《史记·陆贾列传》),其实赵氏是要争取土著的认同。足见当
时岭南的中原人虽然地位较高,人口上却是少数,而且还应是悬殊的少
数。土著大族吕嘉连相三王,其宗族多为长吏,最后弑王作乱,可见势
力强大(7)。秦卒在岭南分驻多所,据罗康宁先生(1991)所考,其主要
驻扎、聚居之处为西江中游,以后来成为岭南名邑的广信(故址约在今
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之间的西江沿岸某地)为中心,而赵氏立国的番禺
(今广州),反而是土著人的聚居处(赵氏选此地之意亦在依靠土著力
量以拒中原)。西江中游通过灵渠(秦始皇专为打通岭南而开凿的运
河)与长江流域的湘水相沟通,在唐代中期大庾岭“新路”开通之前,
一直是中原与岭南交通的主要通道,为岭南咽喉之地。故秦以少数军力
屯于此而能控制两粤;汉于元鼎六年(前111)镇压吕氏叛乱、除灭南越
之后,为避开土著势力,亦迁岭南首府于此(至三国时东吴降服岭南,
为避开广信的本地汉族贵族势力,才又将岭南首府迁返番禺)。传入岭
南的中原汉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与岭南土著语言融合的进程。
据李新魁先生(1983),粤语的形成期在唐宋之际。在这前后有三件事
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唐、宋两代是中原的文人文化进入岭南的高潮期。早期来自中原
的戍卒(主要以职业军人和罪徒组成)和移民多为社会底层成分,而唐
宋时有不少被贬谪南来的官吏都是文化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如宋之
问、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苏轼等著名的文人学士,史籍上多有他们
待罪两广时致力于开风化、办教育的记载,对推动岭南文化和语言的发
展有很重大的影响(参李新魁1983)。
第二件,粤北的开发。粤北本为崇山峻岭,烟瘴之地,文化比较落后。
但唐代此地(时称韶州)出了名相张九龄(678—74O),他秉政时开
凿了著名的粤北大庾岭“新路”(此前的大庾岭“梅关道”极为崎岖险
峻,不便车马),成为中原与岭南来往的捷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
“湘水——灵渠——西江中游”这条传统交通线的地位,大大推动
了粤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唐代佛教大师、禅宗六祖慧能(惠能638—
713)是粤西人(从一些资料看,他是少数民族人),他成名以后则主要
在粤北活动,对该地区文化发展居功甚伟。现代粤语的广府片除了分布
于珠江三角洲和西江中游外,还分布于粤北,实非偶然。
第三件尤为重要,即南汉的割据。唐末黄巢起义军曾陷广州,但旋即北
上,岭南未受严重破坏。此后北方连年混战,五代更迭,而岭南则出现
一个超过半个世纪时间的内部和平稳定、对外则与中原相对隔绝的南汉
时期(917—971)。当其他条件已经具备之时,“内稳外隔”的环境
对一个方言的形成有不可低估的意羲。可以说,南汉是粤语诞生的产房
(参麦耘1993)。
先秦时,岭南土著(“百粤”或“百越”之一部分)所使用的语言主要
是古壮侗语,也有古苗瑶语,这一点应无问题。秦卒初到时,带来的是
中原汉语(8),与当地人言语不通。为了交际的需要,互相学习对方语言
是必有的事。但是秦人作为文明程度较高的征服者,其语言为优势语
言,所以当时主要地应是当地人学习汉语。当地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
来掌握,并一代一代传下来。他们自然是基于自己原有语言的语音系统
来接受汉语的语音,这样,他们所说的汉语带有其母语的许多语音特
点,就是必然的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部分当地人逐渐汉化,而且人
数越来越多,他们完全放弃了原来的语言,只使用汉语,而这种汉语仍
带有他们原来的母语的一些语音特点。
秦卒的后裔定居岭南,往后各代也有中原人陆续南来,广信、番禺相继
发展成为汉人主导的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方面.优势的语言
心理使这些汉人所说的语言大体保持着中原汉语的面貌,同中原不绝的
交往又使之能跟随整个汉语的发展而发展;另一方面,土著民族语言的
影响、汉化的原土著民族人口所用的汉语的影响,以及地域方言对母体
语言自然的分化趋向,造成其与中原汉语有一定的差异。
可以推测,现代属于粤语区的地域在唐宋之交、南汉之时的语言状况大
抵是这样:原来的汉人(秦人后裔及后来南下的北方籍人士)说的是一
种比较接近当时中原汉语、但也受到土著语言某些影响的汉语;已汉化
的原土著人则说一种明显带有土著语言特点的汉语,未汉化的著人也以
这种汉语为第二语言;当然还有很多土著人完全不说汉语,只说本民族
语言。本文把上述两种流行于岭南的汉语统称为“岭南汉语”。
南汉以前,岭南汉语也许只可以说是中原汉语的一支次方言;在此以
后,中原汉语变化迅速(当与五代时的社会动荡及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
融合有关),而岭南汉语则比较能保守旧貌,因而与中原汉语的距离一
步步拉大(主要是在语音方面),成为一支独立性强的汉语方言,即粤
语。不妨把南汉以前称为“岭南汉语时期”,而南汉以后才正式开始了
独立的“早期粤语时期”。粤语的独立性在语音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
例如,全浊上声变去声是中原汉语自中唐至北宋的一项重要变化,南汉
之前,岭南汉语也跟着变,在南汉之后就停顿下来,所以,现代粤语还
有相当部分中古的全浊上声字不变为去声,而这项变化在北方汉语里则
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再如止摄数韵合一、蟹摄三四等相混,是唐代
汉语演变的共同趋势,北宋以降,中原汉语止摄与蟹摄三四等进一步合
流,而现代粤语止摄合口与蟹摄三四等合口相混,开口则能区分。又如
重唇音〔双唇音)声母变为轻唇音(唇齿音)的过程亦自唐代始,有资
料显示其中鼻音(微纽)是殿后的,而现代粤语又恰是非、敷、奉纽读
f,与帮、滂、並纽之p,ph有别,惟微纽与明纽一样读m,可以推断南汉
时的岭南汉语中,这项变化正是发展到前3纽已变而微纽尚未变的关口,
就与中原汉语的有关音变规律脱了钩。当然,以中原汉语为基础的汉语
共同语仍一直对粤语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书面语方面(从语
音上说就是在读书音方面)。
在另一方面,土著语言对粤语的影响在南汉以前的某个时候也已经到了
顶,往后就越来越弱了,至少对政治中心以及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
言是如此。如果说,岭南汉语是以中原汉语和岭南土著语言为父为母,
在南汉以前还要依傍膝下的话,那么自南汉以后,已经独立的粤语就开
始走自己的路了。

一般研究语言的人士都会从语音的角度上来研究,我这里只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恰好也找到有人跟我的观点相似,也算是大幸了。看来以后在说粤语历史的时候可以更理直气壮一些了。

不动点定理背后的人名

Tuesday, March 1st, 2005

今天查了一些前面那些不动点定理中的人名的故事。

Kakutani Fixed Point Theorem现在一般的经济学书籍都翻译成卡库塔尼不动点定理,实际上Kakutani是一个著名的日本数学家,名字叫做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所以以后还是按照数学界翻译方法译成角谷不动点定理比较合适。
他在不动点领域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并且以角谷猜想而闻名于世。角谷猜想是这样的:“一个自然数反复进行下列两种运算,最后结果总会是1:对于偶数,除以2;对于奇数,乘3加上1。”例如,n=6,反复进行上述两种运算,依次得到的数分别是:6,3,10,5,16,8,4,2,1。这个“ 猜想”流传很广,于是就有了很多不同的名字,以出现的地名或人名分别称呼为“柯拉茨问题”、“叙拉古问题”、“汉斯算法”、“西那库斯问题”、“乌拉姆问题”等等。

Fan Ky则是著名的华裔数学家樊ji1(土+畿,后面以畿代替),与华罗庚、陈省身齐名。1936年,樊在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来去法国留学。1965年以后一直担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数学教授.196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推选樊为院士.1978—1984年1745 间,他曾连任两届该院的数学研究所所长.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90周年(2003年)庆典上,89岁的樊先生还坐着轮椅来到会场。

这两位都是非常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在经济学领域,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的人并不多。嗯,现在我也对数学史产生了一点兴趣了,赫赫。